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由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编译局三个部级单位合并）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深入系统调研，权威的调研报告中两次提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次讲到研究历史底蕴深厚，一次讲到未来“一体两翼”的研究规划。以下是对“中共党史研究”微信公众平台的原文转载。
〔编者按〕2022年9月，“中共党史党建学”（代码0307）正式新增为“法学”门类下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这是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史事件，将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党史学科和党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为及时反映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整体建设，回应党史党建学界的学术发展诉求，我刊将继续强化以往开设的一批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栏目，同时从本期开始，专门开设“学科建设”这一常设性栏目，积极推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互促共进，探索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术规范和学科发展规律，为加快构建以自主知识体系为重点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调研组；执笔人：吴志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将总结和运用党的历史经验、发挥党的建设重要作用纳入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日程，特别是习近平就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重新振兴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布最新版《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将“中共党史党建”列为“法学”门类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代码0307）。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最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共党史党建学”（代码0307）正式新增为“法学”门类下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史事件，为整个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再出发”提供了时代性、战略性机遇。一年多时间以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当然也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现实困难。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尽快落地和健康发展，为推进党史和文献事业发展、打造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高端平台提供学科支撑，进而促进学科建设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融合发展和互促共进以及“大党史工作格局”的形成，我们于2023年五六月份就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在40多所相关高校、党校范围里组织了5次调研座谈会和2次走访调研。这些高校、党校都具有较好的学科基础或较为悠久的党史党建教学科研传统，并对党史党建学科较为关注和重视，且正在积极筹划或推动新一轮的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在整个调研活动期间，共计113位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发言或提供参考资料，调研涵括范围较大，且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我们从中获得了大量有关学科建设的第一手前沿信息，对党和国家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内容和相关思想综述如下。
一、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初步进展
参加调研座谈会的专家学者高度肯定了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重大意义，一致认为这一举措深刻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史党建工作特别是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视，回应了学术界多年的呼吁和期盼，意义十分重大，与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要地位相匹配，既是更好地服务我们党治国理政事业的战略需要，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是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成功基因密码的基础学科；是服务中国共产党加强全面领导和自身建设的支撑学科；是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学科；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问题的关键学科。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是现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有助于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提高政治认同、制度认同，离不开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理支撑。准此而论，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知识体系中，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党史党建学科”，“党史党建学不是硬拔高为一级学科的，而是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成熟产物”。有学者着重从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话语体系的角度指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迫切需要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理论支撑，这是百年大党进行经验总结、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及党的建设的总要求；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是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战略的应有之义，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大的显性价值，体现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立足中国大地、用“中国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是提升“四个自信”的必然要求，通过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全方位阐释和研究党的初心使命和党的建设伟大成就蕴含的道理、哲理和学理，才能真正使人们更加坚定“四个自信”；等等。还有一些学者指出，近些年来国家社会对于党史党建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党史党建类学生的就业较为充分，在升学深造、学科教育、干部教育、理论宣讲、党务管理、课题研究以及其他社会需求等诸多方面，都对推进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提高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期望，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此基础上，与会学者集中回顾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史、党建的研究、宣传和书写，在各级党校和高校系统中开设党史、党建课程，开办相关专业，招收和培养学生。这一学科有过辉煌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三度创造了辉煌，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党治国理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加强自身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史、党建在国家学科体系中一度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并曾以“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党史·党建”等称谓显示其学科性质和地位。最近20年来，与中共党史相关的课程、学科被陆续划转至其他学科，很多具有悠久历史和学术传统的独立教学与科研机构被相继撤并，硕士、博士学科点数量以及整体招生规模明显下降。原党史学科点的教师被逐步分流到其他学科，特别是直接支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还有不少学者集中指出，近十几年来，也有高校为了集中资源建设“双一流”学科，直接取消了具有较好学科传统的党史专业博士点。有学者指出，目前很多市级以下的党史和文献工作部门、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等很少能招收到党史、党建的专业人才，明显影响了这些部门的工作质量和效率。总的来看，近十几年来，党史学科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很多与会学者认为处于“碎片化”“边缘化”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认为：“在高校教学与研究高度专业化、学科化的今天，没有学科支撑的研究与教学犹如流浪汉，不要说发挥作用，就是赢得尊重都很难。”
即使在上述不利的形势下，也有很多党史研究者刻苦钻研，默默无闻，坚持治学从教，显著地推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为下一步的学科建设提供了知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学理基础。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就在中共纪念史、概念史、情感史、阅读史等诸多角度引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发展，取得了一批为学术界所公认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编写的“21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中共党史研究丛书”“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丛书”“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丛书”等系列学术著作，均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为下一步的学科建设奠定了比较系统扎实的学术基础。有学者非常热爱党史教学工作，常年教学量惊人，并发出感叹道：“在冷板凳上培养成大先生”，“党史越讲越有味道，带给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中央和省级党校保持了较为一贯的党史党建教学研究传统以及较为稳定的师资力量，形成了一些较为独特的研究方向和学术优势。
正因如此，中共党史党建学被正式设立为一级学科后，党史党建学界为之振奋，很多高校迅速行动，积极筹划、推动学科点的申报工作，成立各种形式和性质的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机构，就学科建设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新一轮学科建设呈现较为快速的发展态势。根据我们最近所做的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高校首家“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至2023年6月，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上海大学等在内的4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成立了将近60个中共党史、党建研究平台（研究院、研究中心、系、所）；202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在原中共党史系和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党史党建学院，这是全国首家独立建制的以“中共党史党建”命名、以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为特色的学院。截至2023年5月，已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出台了申请新增学位授权点的论证报告。从2021年底到2023年5月，相关高校举办了十余场较大规模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约80多篇。
在这样的情势下，参与调研座谈会的专家学者倍感振奋，多位学者发出了“党史党建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了”的感叹，指出很多高校都想借此“春风”，进一步提升学位点的办学层次。与会学者逐一详细介绍了所在高校和院系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或研究方向上的基本情况、特色优势、申报计划和初步进展等，提供了更多有关学科建设的一手信息。比如，武汉大学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再次形成了本硕博一体化的中共党史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早在2022年6月，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就审议通过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建设方案，并率先公布了四个二级学科；北京大学已经将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列入2023年度学科推进计划的进度考虑之中；四川大学校党委高度重视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将其写进了党代会报告；吉林大学制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规划（草案）；首都师范大学拟将中共党史党建学申报为学校的第19个一级学科；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将依托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大力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浙江大学等高校明确表示将根据全校范围内相关学科的发展基础和整体实力，深入研究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可能性；浙江工商大学积极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建设和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本科专业申报建设工作组；湘潭大学、延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嘉兴学院等一批具有研究传统和学科基础的高校表示要振兴党史学科，继续积极申报学位点；党史、党建是各地党校的传统学科和优势学科，占了“老五门”中的两门，故而均表现出了扩大招生规模、积极申报博士点的积极性；目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已经开始第一批七本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教材的编写工作；等等。还有学者经过初步统计后指出，目前全国“中国共产党历史”本科专业招生的高校约有12所（有些高校仅在教育部备案，但未实际招生），特别是近两年来，一些高校重新恢复党史本科生的招收和培养工作。无怪乎一位硕士研究生反映说：“目前一些高校的其他专业本科生还主动申请转读党史专业，这是令人欣喜的变化。”很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整个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能在2024年取得一个相对较快和较大幅度的发展。
二、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与会专家学者在总结和肯定近期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学术积累尚显薄弱，学科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还比较差，自主知识体系以及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根本性问题尚有待探索和完善，与一级学科建设的要求和期望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与会专家学者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在学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困难，现综合概述如下。
第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尚缺乏宏观政策指导和顶层设计，特别是学术评估的“指挥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科建设的积极性，导致学科建设的内生动力不足。
与会学者一致指出，自从2022年9月中共党史党建学公布为新的一级学科后，党史党建学界业已开始了不少讨论和探索，但学科建设的发展路径仍然显得较为模糊，主要原因在于尚未出台一级学科的建设标准和具体实施方案，尚未建立学科评议组和教学指导委员会，诸如学科性质和定位、相关学科归属和部门整合、师资队伍整合、人才培养、二级学科设置、公共思政课程调整、教材编写以及学术评价、学科评估等一系列关涉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尚无权威的指导性意见或方案，一级学科建设尚缺乏宏观政策、制度方案和顶层设计。也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党建的学科队伍和研究队伍广泛分布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和战线，“五路大军”是优势，但各有关部门和系统在学科建设方面的统筹不足，“做虚容易做实难”。
其中，学科评估对于高校是否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产生了很大的直接影响，这是与会学者集中反映且取得较大共识的一个宏观政策问题。与会学者指出，学科评估是对全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的整体水平评估，决定着特定学科在全国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声誉以及获取资源投入和分配的资格，近年来已成为影响学科和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学科评估是按照一级学科进行的，故而高校普遍倾向于集中资源培养和力保现有优势学科，对新设一级学科则持高度谨慎态度。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与业已发展十几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间存在课程和人员等方面的交叉，其在初创时期必然仰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资源的再分配，但按照相关规定，两个学科的成果和教研人员不能重复用于学科评估，这就必然影响甚至拉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评估水平，从而导致一些高校对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存有极大顾虑。也有学者直言，为了取得更好的学科评估效果，一些高校主动取消了政治学等一级学科，即使高校新设了中共党史党建学，如果今后建设水平不高，也将面临建起来以后被取消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很多马克思主义学院更加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排名和评估，即使认识到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重要性，在申报一级学科方面亦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紧迫感不强……觉得不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的问题”。正因如此，有与会学者直言道：“中共党史党建成为一级学科以后的这段时间里，学科建设的意识还不强，学科建设的要求还未落到实处！”
第二，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学科定位尚存争议，各高校普遍担心对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造成一定影响。
有一批与会学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党史党建的学科定位不清晰、学科归属不统一，造成相关学科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党史学科及其科研队伍萎缩、学术地位不高等一系列问题。有学者进而明确指出，党和国家设置独立的中共党史党建学，没有将其简单划归历史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学科中，一定有更高层次的考虑；只有紧扣中共党史党建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差异性，才能真正把握这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有学者依据自己的教学与科研经验明确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存在明显差异，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专业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在资源调配方面也存在一定矛盾，但目前还缺乏深入阐述。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需要研究和解答的基本问题是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如何继续能”，需要据此界定这一学科的属性和职能。有学者则主张从“组织”的维度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信仰的共同体”的独特性出发，进一步思考和理解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独特性，“我们不能跟着其他学科跑，永远找不到自己”。
与此同时，有一批学者则认为，目前影响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定位、制约各个高校申报一级学科积极性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两个一级学科都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服务的，学科使命高度一致；学科内容和师资队伍等存在很多交叉、交集，学科属性相近。二者显然是相互支撑、内容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学习而不是占山为王的关系”。有学者进而明确指出，目前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二级学科，与中共党史党建学之间具有密切的学理关系，如果统一划归中共党史党建学，就会明显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既有学科格局和师资结构，这就造成目前各高校普遍存在担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被削弱”或“摊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心态。这既成为近期困扰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成为很多高校缺乏申请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积极性的一个内在原因。
第三，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内部的党史、党建两个基本学科之间能否实现“融合发展”，学界存在不同的思想认识。
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曾分属于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之后，核心依然是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个基本学科。如何实现这两个学科的“融合发展”，进而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成为一级学科建设需要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应当说，参与调研座谈会的大部分学者都主张二者之间应该实现融合发展，进而创生出一种新型学科形态。但也正因党史、党建两个学科分割、分隔既久，有不少与会学者充分意识到二者融合发展的困难程度，坦承目前学界存在“党史与党建的学科内涵差异大”的普遍性认识。按照学术规范或惯例，党史研究以纵向历史思维方式为主要研究方法，而党建研究则是以横向理论分析方式为主要研究方法，如何在一级学科框架内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学科逻辑上是一大难题”。这种现实状况一度造成党史学者不便或很少去研究党建，研究党建者则很多不懂党史以及党史研究缺乏党建的理论深度，党建研究缺少党史的历史底蕴等多重尴尬局面，两支队伍的学术联系比较淡薄。有学者基于长期的学科研究成果，明确表达了不太同意“融合发展”的观点，认为党史、党建的学科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应该意识到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交叉学科属性，故而“整体建设”的说法比“融合发展”要好，基于学科专业特质的发展路径似乎更为合适。有若干学者进一步指出，即使党史、党建学科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研究取向和范式，学科内部亦存在着话语差异和队伍分化等现象。还有学者提醒说，由于党史、党建的研究理念和学术规范有所不同，再加之科研考核机制及其压力的客观存在，如果不加以科学引导和调适，客观上可能会导致部分党史学者转向研究党建，并主要依靠发表党建类论文获取职称评定所需要的科研成果数量，这就会在事实上反而削弱中共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从而影响整个一级学科的整合进程和效果。此外，来自几个省委党校的学者指出，全国大多数地方党校的党史、党建教研部都是合并在一起的，事实上早已形成重党建、轻党史的格局，“融合发展”容易导致党史被弱化，至少对于党校而言是一种教训。应当说，上述问题都是今后在学科重整和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难点和痛点。
第四，现有党史党建人才短缺和师资匮乏的短板突出，重新整合面临一些实际困难。
关于人才队伍特别是师资队伍所存在的短板，是这次调研活动中几乎所有与会学者普遍提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议题，显示人才短缺和师资不足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瓶颈。与会学者集中反映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人才队伍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由于之前党史学科萎缩、人才培养断档，目前的人才队伍规模偏小，总体数量有限，即便处于学科建设第一方阵的高校也饱受人才匮乏之苦，很多地方高校还受限于设置一级学科需要达到40名师资队伍的门槛。（2）目前人才师资队伍存量的年龄结构不合理，以“60后”“80后”学者为主力，“70后”学者较少，人才断层现象明显，专业骨干教师不多，后备人才缺乏，可谓青黄不接、后继乏力。（3）现有师资队伍的学科背景复杂，非常缺少接受过系统的党史党建专业训练的科班人才，很多高校担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教师大多毕业于政治学、历史学、行政管理等学科，一些高校的党史人才储备主要源于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党的建设学科类教学的教师以及部分行政党务人员等，在知识结构和教学研究等方面存在天然缺陷。（4）由于总体规模偏小，有与会学者坦承“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招不到人”，人才引进的难度很大，可供选择的人才队伍数量和范围很小；为了能在一定时期人才队伍建设达到一定的目标要求，各高校又偏好引进各种高层次“帽子”人才，选择范围更趋狭窄；很多高校将第一学历作为人才引进的一项硬性指标，人为造成“学校歧视”“学历歧视”，明显压制了一些年轻优秀人才的学术流动和学术成长。（5）对一级学科建设和学位点申报至关重要的名师大家、学科带头人、领军人才、权威学者等高端人才更是极度匮乏，这又是几乎所有与会学者集中反映的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中的一个突出困难，可谓“瓶颈中的瓶颈”“难点中的难点”。（6）目前流行于很多高校的一些过于严苛的人才培养和管理制度比如“非升即走”，严重影响了现有党史党建人才队伍的正常发展和健康成长，给年轻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学术负担，事实上具有“拔苗助长”的性质，反而造成持续的人才流失和过于频繁的人才流动，年轻研究者不断减少，影响新生力量的培养；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过于刚性、严苛，发文要求过高，脱离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发展阶段以及与其他学科客观存在差距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人才成长的科学规律；等等。
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与会学者强调指出，目前中共党史党建人才队伍依旧分散在政治学系（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院、哲学院、法学院等院系，即便马克思主义学院内的党史党建人才也分散于相关的二级学科，未来能否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范畴下将党史党建的学科队伍重新“拉出来”，实现真正的人才队伍整合、聚合，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一些高校受限于各种条件而无法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那么目前仍然身处其他学科和其他院系的党史学者将面临地位、教学、课程等诸多方面的“自处”困境。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党史党建人才队伍分散的本质，指出很多相关成果分散在其他学科平台（比如国家社科基金里的党史党建选题分散在多个学科类别，其他大多数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均未单列党史党建学科），没有集中在“党史党建”这一学科平台上，成果分散必然导致人才分散，成果短缺必然导致人才短缺。在这次调研中，与会学者一致指出，人才师资队伍是一级学科建设的根本依靠和实力所系，也是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的主体力量。这不仅关系到一级学科建设的师资力量整合，也关系到所有相关从业人员的身份归属感问题，不可谓不重大。目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人才短缺是一个全国性、普遍性、结构性的问题，“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结构不优”“功能不强”可谓最为准确的概括，“有学者、有学科，但无合力”的现象亟待引起整个学界的关注、重视和解决。
第五，在是否建立独立的、实体的中共党史党建教学科研机构方面存在不同看法。
有一批学者主张，为了尽快理顺中共党史党建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党史、党建两个基本学科之间的内部关系，尽快推动学科整合和师资队伍整合，有必要建立独立的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实体机构。他们认为，设立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独立教研机构，有利于加快高校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目前各个高校只有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家二级单位负责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教研工作，显得势单力薄。如果设立独立编制的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或者研究院，那么就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形成互为犄角、互相支撑的工作格局，更好地优化高校学术生态。也有学者认为，党史、党建等学科大多归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但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的公共思政课程教学任务已经相当繁重，同时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重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一些二级学科，其研究领域和课程体系至今还不明晰，需要完善、提升的空间非常巨大，没有足够力量去观照和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建设工作。有更多学者表示，中国人民大学于2022年底成立的全国第一家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发挥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有其必要性。但独立的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建制分散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人才队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力量。鉴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二者应该融合发展、相得益彰，在机构设置和建设的过程中不好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强行分家”，短期内不具备设立独立学院的条件，无法简单复制或挪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的模式。
第六，中共党史专业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数量长期低迷，学科点下降明显，人才供给严重不足。
在这次调研活动中，很多学者都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人才队伍短缺的主要成因，就在于原来的中共党史学科规模小，前期的人才培养数量少。与会学者一致强调了中共党史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基础学科地位，并通过多种统计口径反映了近十几年来中共党史学科点减少、招生规模总体偏小，形成本科少、硕士多、博士居中的不合理人才培养结构亦即通称的“数量倒挂”等一系列问题。据一位与会学者的统计数据，近十年间，中共党史本科学位点数量虽从5个增至8个，但年招生人数总量只有平均120余人，且数量明显少于硕士和博士学位点；硕士学位点则从96个降至71个，博士学位点从26个降至20个，一些博士点和硕士点已经很多年不招收党史专业研究生，2021年博士点实际招生的仅有11个；2017年至2020年党史学科硕士年均招生总量为297人，博士年均招生总量为69人。与此同时，有一批学者集中强调了博士生招生和培养数量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具有党史学科基础和传统的地方高校，常年存在着博士生导师多、招生指标少（一般是每两年才有一个）的强烈矛盾，“学生非常抢手”。与此相类，还有一批学者则指出党校系统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不健全、不规范的问题，除中央党校外，地方党校只有硕士点，博士点尚未开放，即使中央党校也存在着导师多、学生少以及干部教育需求大、人才供应不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与会学者进一步指出，很多研究生都缺乏党史专业背景，“半路出家”“中途调配”的较多，不少人报考党史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竞争小、比较好考，“拿文凭”的功利色彩较重；研究生的本科背景非常复杂，五花八门，甚至包括跨度很大的理工科专业，很多学生需要投入专门时间来补习党史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短时间内难以掌握党史研究的学术性话语，进而导致教学和毕业的难度增大，很难真正保障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有一位博士研究生在发言中就坦承自己毕业于公共管理专业，在日常学习和研究写作中存在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结论、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问题的不良倾向。总而言之，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从理论上讲，如此体量小的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特别是本科生数量过小的现状，会导致学科虚空、学科基础差的弊病，难以支撑一级学科的后续发展。
第七，中共党史的公共思政课程地位尚未得到恢复，影响中共党史的宣传和教育。
在这次调研活动中，有不少学者回顾和评述了中共党史作为高校公共思政课程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从改革开放起步到1998年，高校普遍开设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公共课，由此成为中共党史学科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1998年后，随着这两门公共课程的撤销以及公共政治理论课的几轮改革，多数党史教学人员转教其他课程，只有少数教师被缩小到全国极少数量的党史专业教学中。与会学者由此高度强调了公共思政课程与学科建设之间的明显因果关系，指出一些高校没有党史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正是源于没有中共党史的公共思政课程。截至目前，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与公共思政课程教学之间仍然缺乏相互支撑的对应关系，特别是尚未将重新开设中共党史的公共思政课程提上改革日程，导致不少分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教师难舍目前的公共思政课教学岗位，对党史学科的发展前景仍存疑虑，增加了党史人才队伍整合的难度。一些学者指出，目前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专门课程，一般是作为孤立的公选课、通识课或不定期、非制度性的专题讲座、辅导报告而存在，课程教学组织及教学研究等开展得还远远不够健全，教师也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无法形成教学团队和集群效应。在目前的公共思政课程体系中，承担部分党史学习和教育职能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但很多高校无法招聘到足够的党史专业教师，只能从历史学等相关专业补充师资，而这些教师难以很好地把握中共党史的特殊性，往往无法准确讲解重大党史问题，“用历史学思维讲思政课是有较大局限的”；一些学校和教师甚至将教学重点放到1949年甚至1919年之前的历史时段，严重削弱了党史、新中国史在高等院校里的普及程度和深度。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身处教学第一线以及长期从事教学研究的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的很多内容与高中历史课程的近现代史部分重合率较高，“并未提供更多新的内容”，“没有实现步步高”，导致不少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兴趣索然；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高校陆续开设的“四史”选择性必修课程，也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内容有较多重复，反而导致选择“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生和班级更多一些。正因如此，很多与会学者表示，公共思政课程的内容重复，增加了教师和学生的学业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学质量，反而影响了中共党史内容的宣传和教育，公共思政课程体系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调整和重新理顺的时候，“不能再单纯‘做加法’了！”“这个问题非常迫切！”此外，也有学者坦承，在目前的高校课程体系里，党史党建学科课程的地位比较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在很多高校的公共思政课程里属于“第三序列”，不太受重视，教师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普遍偏低。总之，与会学者均指出，在高校的教学与课程体系中，重中之重是本科课程，“没有本科课程，老师就是无本之木。只有科研、没有课程的老师在高校无法立足，只能上一些边缘的选修课，既无法进入核心团队，也无法申请教学奖励”，“没有相应的课程设置，党史教师如何安身立命？”
第八，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本硕博课程不成体系，缺乏合适的统编教材。
与会学者指出，课程是高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而教材是课程的具体体现或物质载体，理想的课程及其效果的发挥离不开正式的教材，二者互相依存。但由于长期以来未能形成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加之中共党史尚未重新进入公共思政课程体系，因此各个高校在党史党建学科的课程设置方面还不够科学且不成体系，基本处于“各自为战、各搞一套”“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状态。有与会学者通过前期了解后得知，很多高校的党史、党建学科点在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中虽然采取了专题教学的形式，但很多内容与本科生课程实际上是重复的，所采取的教材也是一样的，导致本硕博的课程体系缺乏层次性、立体感，应该学、必须学的参考书目也很不明确，“各种参考书单满天飞”，无法达致“步步高”“一体化”的教学效果。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各高校在教材使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对于不同学段的不同课程，或是简单使用相同教材，或是在较高学段不使用教材，或是根据教师专长或兴趣选择教材，“没有做到教材难度的层级递进”。一位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整接受本硕博一体化教育的学生就坦承，目前三个教育阶段的专业课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一是各门课之间交叉重复内容太多；二是与专业课间有重复，没有形成一定层次”。与会学者进一步指出，自从高校普遍开设“四史”课程后，缺乏合适的统编党史教材的问题开始愈加凸显，以什么教材为教学依据和学科标准仍然很模糊，很多教师认为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中推出的“四史”读本并不适合作为高校教材：有的教师采用干部培训的教材，有的教师则采用研究生阶段的教材，等等。但也有学者认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几十年编写的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就是最好的党史教材，在短时期内无法被超越，特别对于研究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教材。与此类似，来自党校系统党建教研部的几位专家学者也指出，由于各个教学单位的协商和共识不多，权威性不够，党校系统的党建专业研究生教育也普遍缺乏统编教材，有些地方党校甚至采纳个人著作作为教材，中央党校历史上曾经有30多本党建教材。此外，还有学者从党史教育的全流程或全生命周期的高度，认为目前适合大中小一体化教育的教材还比较少，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统筹和管理；也有学者认为统编教材是必要、必需的，但在教学过程中刻意统一教案，导致教师“沦为知识的搬运工”，则有违教育、教学和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需要警惕和规避的一种现象。
第九，二级学科的设置依据和方案等存在较多意见分歧，缺乏统一的指导性意见和设置标准。
一级学科设立后，二级学科如何设置就成为非常重要、紧迫的现实问题。有与会学者认为，无法尽快确定二级学科，就无法展开下一步的招生工作；有学者认为，二级学科“是学科建设中无法绕开的基础问题”，直接决定着一级学科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路径；等等。
关于二级学科设置的依据和标准，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关于思政课教学及其范围的系列论述，可以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二级学科设置的参考性依据。有学者主张根据第三个历史决议来设置四个二级学科，亦即四个历史时期的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有学者认为，二级学科设置应遵循“科学化、体系化”以及“史”“论”“法”兼备的基本原则，力图“求全”“求齐”。有学者认为二级学科的设置取决于师资规模及其研究方向，第一轮二级学科设置不求考虑周全、尽善尽美，可以根据现有师资队伍优先发展三至四个二级学科，经过几年学科建设和发展之后，再结合师资队伍发展情况对二级学科设置进行必要调整和完善；也有学者认为，应利用政策的“窗口期”“红利期”，尽量多设二级学科，“放水养鱼”，尽快补足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历史欠账，“有番号就不怕没人，有番号有队伍了就不怕没成果，历史的进步是螺旋式上升的”。有学者指出，应该充分借鉴其他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设置经验和路径，比如参照民族学学科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可以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中统一设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二级学科。还有学者主张区分处理硕士点、博士点申报过程中的二级学科设置：博士点的二级学科设置需要规范性，需要更多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发展；硕士点的二级学科设置则更多强调“大党建”色彩，灵活设置专业硕士等偏应用型的学位。与此类似，有党校系统的学者则主张从关注和便于学生就业的角度设置二级学科，指出很多党史党建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都从事党务管理工作，因此二级学科设置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术方向，有条件的党校、高校都应当关注党务管理方向，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务管理方面的专业硕士，“在推动党史党建学科进一步发展中，应当把党建实务放在更重要位置”。
在二级学科设置应该突出地方特色和特定学科优势还是追求统一规范的问题上，不少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鉴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科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有限的师资队伍等前置条件，各个高校在设置二级学科或学科方向的过程中应量力而行，不能贪大求全、“撒胡椒面”，自觉抵制低水平重复研究的老路，应着眼长远，逐步巩固、稳定一批差异性、互补性、特色化的精深二级学科或方向。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虽然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但聚焦度很高，因此无须设置建制性的二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不能像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那样按照公共思政课程设置二级学科，不能以公共思政课作为二级学科设置的依据，“二级学科的同质化很可怕，还是要突出特色”。一批学者据此主张二级学科应该格外突出地方特色和优势学科，进而探讨了将一些特色学科或方向自设为二级学科的可能性，比如吉林大学之于“东北抗联史”、深圳大学之于“改革开放史”、武汉大学之于“党内法规学”、复旦大学之于“海外中共学”、延安大学之于“延安精神”、嘉兴学院之于“红色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等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者则提出了“一体两翼”的二级学科格局，亦即将党的历史作为主干学科，以党领导的法制史研究、党领导的经济史研究作为特色学科；党校系统学者则再次强调了党校的智库功能和作用，认为二级学科设置应更多关注党的建设实务方向，“因此，学科建设需要体现各个系统的特色”。与此同时，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主流、主干是政治史，二级学科的设置应以政治史为中心，要围绕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和基础论题而展开，不能“碎片化”“区域化”，因地制宜、因人而设，就会脱离主职主业，很容易“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有学者则明确指出：“二级学科应该具有共性，地方特色化的内容可以成为二级学科下的研究方向，但不宜成为二级学科。”此外，还有学者对一些学科方向是否科学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党的领导（研究）”在理论上隶属于更宏观的“党的建设（研究）”范畴，单独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并不合理，但可以作为二级学科下的一个专门研究方向；“海外中共学”的概念是否成立，学界尚存较大争论，似可改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称谓，但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已呈衰退之势，是否足以支撑起一个研究方向乃至二级学科还可以继续研讨；等等。
面对二级学科设置的分歧多元的思想认识，有学者总结为“散”“小”“乱”“弱”，认为原因就在于缺乏顶层设计和通盘考虑以及统一的指导性意见和设置标准，有组织的学科方向还有待明确、统一。也有一批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一门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学科，还是应该设置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尽快出台经过严格论证后的指导性方案，自行其是、各安所长容易削弱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整体性，从而影响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二级学科是否规范，是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
第十，反映的其他问题简述。
有与会学者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于党史事业发展的广泛需求与党史专业学生无法对口就业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问题，比如一些公务员招聘目录中没有中共党史专业，就不利于党史专业学生的对口就业。有学者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的学风问题，认为学术研究不够深入，“大而不当”或过于微观的选题结构非常明显，导致党史党建研究长期处于“散”“边”“弱”即“研究方向不聚焦、围绕核心命题开展研究不够、整体实力不强”的状态。有学者反映了党史资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比如党史特别是新中国史的档案开放幅度太小，目前常用的党史资料电子数据库的时间范围大多局限在1949年前的历史时段，等等。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不成体系，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机制不够健全。有不少学者反映指出，党史党建类的学术期刊少、发表学术论文困难，学术著作出版难、审核周期长，已经成为制约一级学科建设长远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此外，调研座谈会特别邀请的学生代表则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目前党史、党建专业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重理论轻实践，社会实践活动缺乏创新、流于形式，课程设置的实践导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三、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针对近期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不足，参加调研座谈会的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做大做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从各种层面和维度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与建议，现综合概述如下。
第一，将“三大体系”建设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大力提升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学术层次。
很多与会学者集中探讨了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致指出科学建构与一级学科建设相适应的“三大体系”，“这是推进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和紧迫任务”。
就学科体系来看，有不少学者着重从如何科学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二级学科体制、专业划分、学科融合、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界定和论述。还有学者着重强调指出，学科建设的核心是“创新”，是一个追求知识创新、理论创新的系统性工程，“学科内涵、学科范畴要规范、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学术体系来看，有学者认为其主要是对中共党史党建领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围绕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成功、将来如何继续成功，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等一系列本源性问题展开坚持不懈的研究，形成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概念逻辑原理。有多位学者特别强调要加强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这是适应一级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就话语体系来看，与会学者给予了最高程度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需要系统提炼和科学归纳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核心概念和标识性元素，深入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内在机理及其规律性，由此厘清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和基本原理；有学者以《构建党史党建学科的话语体系》为题，指出话语体系实际上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它以工具性构架承载特定思想观念，以实体性表征标示思维能力，话语体系的构建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有学者主张要尽快清理党史、党建的学科发展史，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厘清学科的基本概念体系及其历史内涵；有学者则主张借鉴政治学以“权力”为核心概念、社会学以“组织”为核心概念、经济学以“财富”为核心概念的学科建设思路，明确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核心概念、基本概念，进一步建构基本理论体系和独特的方法论体系，“从概念到逻辑再到整个理论”，并认为“这是一项重点工作”；还有学者提出用一般性话语体系理论构建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理念，认为应系统研究话语体系的性质、话语体系的类型、话语体系的结构、话语体系的功能、话语体系的特征、话语体系的转换、话语体系的社会属性、话语体系的逻辑架构、话语体系的基本维度、话语体系的运行机制、话语体系的建构原则等11个问题；等等。
关于构建“三大体系”的内在原因。有学者认为，一个新型学科的成熟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传统路线是由内而外，经过从“元理论”到“史论”再到“方法论”的逐步提升，必须历经多年发展才能成熟；非传统路线则是由外而内，是由外在社会建制力量主动建构起来的。就此而论，中共党史党建学今后更需要加强内部发展，提升学科成长的内生性和科学性。有学者更明确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定要追求更高程度的“学术化”，否则就会没有发展前途，“以往从事党史、党建研究的学者容易受到歧视，不能完全怪人家，很多文章确实没有学术性”，因此“一个学科一定要奠基在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学科的前途在于学术化”。正是在此论述背景下，有学者再次强调了历史学属性之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根本意义，认为这一学科的生命力就在于“求历史之真，务研究之实”，脱离开历史学属性，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科学性就难以得到保障；有学者则进一步指出，党建学科是从党史学科分离出来的，党史是基础，“党史学是历史学，现在还要强调这一个方面”，并主张在历史学的视域中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体系。
第二，在推动一级学科建设的思想认识方面要处理好“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的张力性关系。
鉴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在发展和重建初期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大部分与会学者都清醒地意识到，一级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机构、人员、平台等方面的整合和建设需要一个过程，在成果、项目、影响力等方面的学科积淀和规模扩大需要一个过程，在解决全国范围内学科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关键问题上需要一个过程，形成全国范围内党史党建学术共同体需要一个过程。有学者认为，一级学科的设置需要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但学科建设的知识体系构建最难，党史党建学界需要意识到学科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比如目前党史党建论文写作的“八股文”现象还比较严重，不利于知识体系的创新，在促进“三大体系”特别是创新学术体系、提升学术品质、重塑学术价值等方面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学科建设固然需要一些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但也需要警惕和避免单一化、同质化的学术结构，这不利于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如何将沉潜治学、突出学术优势和特定单位优势结合起来，同样仰赖较长时间的积淀和学术能力的不断提升。正因如此，很多与会学者冷静地指出，一个新型学科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投入，从一开始就要高度注重学科质量和学术品位，采取相应措施防止负面现象的出现，“这是决定学科能否走得稳、行得远的问题”；建议高校要量力而行、择机而动、适可而止，不要一窝蜂、大呼隆，警惕一哄而上、浪费资源的情况，汲取以往相关一级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不要搞学科建设的“大跃进”。
在充分意识到一级学科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之际，也有很多与会学者认为，任何一个新型一级学科的创设与发展都仰赖于一定的时代机遇和政策环境，而时代机遇和政策环境往往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常常会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或调整，因此有条件的高校应抓住时代性机遇，创造条件，趁势而上，积极申报硕士、博士学位点，努力扩大中共党史党建的学科规模；只有具备了较大规模，产生了较大的政治、社会和学术影响，有关部门才能更加重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进一步投入。在这方面，有与会学者坦承，目前整个党史党建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念短缺”的情况，亦即很多高校、院系认为只有等资源、机构、人员都齐备了，万事俱备了，才能开始建设这一学科，但是在教育部已经明确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为“急需学科”以及时代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势下，“这毋宁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结构性失调”，毕竟“一旦错过最好的发展机遇，没有形成一定的发展规模，后劲就会不足，从整体上影响这一学科的科学架构和长足发展”，因此学科建设的理念“还需要更新，还需要转化”。应当说，这种“抓住机遇很重要”“只争朝夕”的观念在这次调研活动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代表了党史党建学界的呼吁和心声。
在此基础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是党和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学科，加快推进学科建设具有很强的急迫性和优先性，但这一学科的历史欠账确实比较明显，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更多因素，有后发优势但也有先天不足，“急不得”但也“等不得”，今后既需要党史党建学界在把握二者之间的张力性关系方面展现更多智慧，也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层面的精准把握和积极调适。
第三，加强一级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明确一级学科建设的路线图，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应高度重视，积极提供政策支持。
与会学者一致指出，尽快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实质性落地和发展，真正理顺“急不得”和“等不得”的关系，迫切需要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引导，尽快加强一级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宏观政策、规划方案和资源投入，需要高层决策和底层推动相结合。与会学者一致建议国家层面尽快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评议组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目前正在布局），明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建设标准，围绕机构设置、职能定位、人员编制、运行机制、经费保障以及学科定位、二级学科、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课题申报、教学评奖、学科评价等关涉学科建设的方方面面形成规范化要求，并按照高校现状出台申报条件，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学科申报工作。为了加快学科建设政策的制定速度，提升学科建设的政策高度，有学者建议可以组建由十几个相关部委组成的一级学科建设联席会议机制，成立一级学科建设的“联盟机制”。与此同时，与会学者一致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大高校将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提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仿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自上而下的“绿色通道”建设路径，尽量在师资待遇、职称晋升、人才遴选、项目评审、成果认定等方面单列指标，尽快形成师资流动和人才集聚的吸引力，“上什么课程，师资队伍配置，资源的配比，越明确越有利”。还有若干学者建议，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将中共党史党建学纳入“一流学科”的培育计划，如果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优势学科资助，各大高校还可以参照“双一流”建设方案，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专项经费，并在本科专业的设置和本硕博的招生指标、学位点申报、优秀学位论文评选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和资源保障力度。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建议，有必要将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纳入巡视监督范畴，及时对学科建设情况进行专题巡视，加强政治监督力度，为学科建设创造更为良好的政治条件和外部环境。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考虑到较为薄弱的学科基础以及学科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申报标准和条件需要保持适度弹性，不能过于严苛、一步到位，可以根据学科建设的具体进展和发展态势，几年调整一次；在学科点的布局方面，需要适当关注一批有特色、有基础、有条件、有意愿但没有自主招生权的地方高校，建议给予政策方面的倾斜和照顾，以尽快扩大学科基本盘。总之，与会学者非常期盼中央有关部门和高校多出好政策，党史党建学界充分利用好“政策工具箱”。
第四，优化学科评估方案，允许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共同参与学科评估，减少学科评估对学科建设的消极影响。
不少与会学者坦承，目前很多高校都在衡量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对于相关学科评估结果的影响，学科评估是影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重要且关键的一大变量，需要中央有关部门作出明确的政策指导和顶层设计。诚如上文所述，很多与会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功能定位方面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只有实现学科互补、队伍打通、成果共享，才能推动两个学科的互促共进和融合发展。正因如此，不少学者建议根据不同学科的具体情况，适时优化高校的学科评估方案，允许新设一级学科在前两个评估周期内不参加学科评估，允许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的“交叉评估”或“捆绑式评估”。有学者就此主张，至少三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有责任、有义务积极支持、扶持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评估为“A”等级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如有合适条件，则必须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条件不足的可以先申报二级学科。有学者进一步主张，在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评估中，可以将有无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作为加分项，亦即在前两个周期的学科评估中，有中共党史党建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加分。总之，很多学者认为，学科评估应该着力“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学科评估应该推动而不应阻碍学科建设”。此外，还有一批学者就今后改革、完善和优化高校学科评估工作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比如认为目前的学科评估过于看重论文、著作和奖项等，诸如智库要报、工作咨询、网络宣传、社会服务、理论宣讲等成果也需要综合纳入评价标准；统一的学科评价指标造成了明显的学科同质化情况，不利于各个地方学科特色的养成和发展；不能简单将优势学科、优势专业等同于一个高校的学术地位，“应该看学校的综合实力、综合影响、社会贡献”，一流学科、一流专业的培育不能严重影响其他学科、专业的正常发展。
第五，明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要依托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体制，将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平行共建学科，两个学科、两支队伍不能“强行分家”。
诚如上文所述，参与调研座谈会的绝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能否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处理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学院体制的关系。在这方面，调研座谈会取得了很大的学术共识，亦即两个一级学科具有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亲缘关系，在学科性质、教学内容、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许多交叉的地方，“共同语言”较多。因此，应该在“大思政课”和资政育人的目标下得到统一，更好地发挥学科间的协同共进效应，绝对不能搞“学科冲突论”，不能“分开”但可以“分工”，理应旗帜鲜明地支持两个学科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互为支撑、相得益彰，共同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群”。正如湘潭大学一位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指出的那样：“在我看来，马理论与党史党建学科片刻也不能分离，丝毫也不能对立，而且要紧密地结合，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学科的深度和广度，也有助于提升整个学科的综合实力。”与此相适应，很多与会学者认为，各地高校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体制内建立非实体或半实体的“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中心、系、所）”或其他具有特色的内设机构作为平台，“筑巢引凤”，实现跨单位、跨院系、跨学科地聚合相关人才队伍，推进学科建设，不鼓励另建独立的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正因如此，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从业者虽然分散在各个部门和系统，但事实上的“业缘”关系非常密切，重新整合“绝不是推倒重来”，“更不是降低门槛”。针对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学院设置多个一级学科会牵扯精力的疑问，有学者指出，大部分历史学院都有三至四个一级学科，目前有的高校历史学院还正在申报“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反而促进了历史学院和历史学科的发展，故而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里设置两个一级学科是没有问题的，
第六，进一步促进党史、党建两门基础学科的深度融合，将党史、党建的融合发展作为一级学科建设的主要方向。
为进一步精准地厘清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既需要理顺两个一级学科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探索党史、党建这两门基础学科之间的关系。尽管一些与会学者指出“融合发展”本身所面临的客观困难以及有可能引起的其他一些问题，但也有不少学者分析指出，党史、党建在学理上本来是打通的、一致的，“今天的党建，就是明天的党史”，党史是“党治史”、党建是“治党史”，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学科性质、历史渊源和主导原则等诸多方面是高度统一的；作为整体的“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曾一度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之后党史、党建被分割至不同学科所导致的学科分化，才明显影响了二者的学理融合及其现实功能的充分发挥。浙江大学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在列举大量案例后总结道：“深刻感受到党史、党建不可分，只有准确理解了历史过程，才能对党建理论有深刻体会；党建是历史理论的升华，对党史研究具有指导作用。”有与会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同时“涉及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学术和政治”，这固然是学科建设面临困难的一大原因，更是未来学科建设的一个努力方向；甚至有学者不同意将中共党史、党的建设设置为两个独立的二级学科，认为这种“二拆法”割裂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整体性，不利于党史、党建的一体化建设，今后要防止二者“各抢地盘”，应该“相看两不厌”。
在此基础上，一些与会学者着重探讨了促进二者融合的方法和途径，比如加强党建研究者的理论功底以及资料收集、解读和利用能力的培养，加强党建研究的实证性和历史性；党史研究者可以着重培养和提升在现实关怀和理论高度等方面的学术能力，注重党史研究的思想性和理论性；进一步加强党建问题的学理性研究，目前亟须重视党建理论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和“打通”工作；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方法体系等尚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要充分鼓励开掘党史、党建融合的研究选题；主要从事党史教研的教师每年可以安排一定的党建教学课时，主要从事党建教研的教师每年可以安排一定的党史教学课时；等等。
第七，重视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综合学科属性问题，进一步厘清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定位。
在这次调研中，还有不少与会学者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中共党史党建学被列入法学门类，但我们党作为领导一切的执政党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对象、内容和范畴是非常广泛的，党史党建工作涉及“四面八方”，各个领域对于党史党建工作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需求，因此“党史党建不是单一学科的，而是多学科动态融合的过程”，“是一个综合性交叉学科”。其中，从事党校党建教研工作的多位学者强调指出，党校系统的党建研究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常常需要借助多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解决方案，多学科、跨学科的特色非常明显；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党建专业研究生则建议在课程设置中加大政治学理论、政党理论等方面的内容比例，从一个侧面呼应了党建研究的这种多学科特质。还有一批学者依据具体的从教经验，认为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学生在从事党史党建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优势，很多事实业已证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专业的本科生攻读党史专业的硕士取得了良好效果，故而本硕博一体化的学生培养体系也可以是“跨学院”“跨学科”“错位的”“多元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点的很多教师具有政治学、历史学、行政管理等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近年来由他们培养的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开始向改革开放史研究靠拢，进而推动改革开放史成为一些高校中发展最快的一个研究领域和方向。正因如此，有多位与会学者发出中共党史党建学要“淡化学科边界”“打破学科界限”的呼吁和建议，认为若欲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科学性和学理性，就需要充分考量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政党）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生态学、传播学、法学、文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体系，积极借鉴和充分汲取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学术理念、理论模型、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等，用以分析研究中共党史党建问题，努力建立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合作关系，从而“打造有意义、有共识的‘党史党建学科群’”，实现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扩展”相结合，甚至“有形成新的交叉学科形态的潜质”。还有学者着重强调中共党史党建学应该培育深厚宽广的国际视野，将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研究主动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人类文明史的“大学科”背景下加以考察，“既要吸取苏共垮台的教训，也要吸取其他类型执政党成功的经验”，从而多维度、全方位地展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人类历史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这种综合学科、交叉学科性质，就要求必须按照科学规律和学科发展规律进行一级学科的顶层设计，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协调好党史党建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要使得各个相关一级学科“名实相符”；既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从业者提出了不断提升综合素质的更高标准，又对包括培养方案、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学科考核和学术研究等在内的一级学科建设的诸多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八，尽快启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二级学科目录编制工作，有所引导和规范，既明确必设学科，又允许自设一些具有地方特色和学术优势的研究方向。
参加调研座谈会的专家学者一致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绝非党史、党建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关联性学科重新整合进而产生“化学反应”和学术合力的过程，“是一种结构性、体系性重构”，这就涉及二级学科的科学设置问题。近年来，特别是自2022年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正式发布后，学术界就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二级学科设置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在这次调研活动中也不例外。与会学者纷纷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评议组成立后，应尽快启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指导性目录和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简介的编制工作，明确各个二级学科的学科内涵、研究范围以及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等基础问题。总的来看，绝大部分专家学者认同“3+N”或“4+N”的二级学科设置方案，亦即由教育主管部门公布三四个比较成熟且具有目标导向的必设学科，再由各个高校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和地方特色补充设置若干学科或方向，这样就能实现“既有规定动作，又有自选动作”“既有主干学科，又有特色方向”的二级学科格局。
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约有20位高校学者提出了明确的二级学科设置方案，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提出的二级学科包括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建设、党内法规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清华大学提出的二级学科包括中共党史党建理论与方法、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实务，四川大学提出的二级学科有中共党史党建理论与方法、党的建设、中共党史、基层党建理论与实务，中山大学提出的二级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提出的二级学科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政党政治基本问题，西南大学提出的二级学科有中共党史党建学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建设、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等等。有与会学者认为，目前各个高校或学者提出的二级学科设置方案，虽然还不尽科学、完善，但为下一步的顶层设计和通盘考虑以及编制统一的指导性意见和方案提供了素材、贡献了智慧，可谓“先行者的探索”。
第九，旗帜鲜明地恢复中共党史的公共思政课程地位，明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与公共思政课程教学之间的对应关系，尽快推动公共思政课程体系的改革。
为了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确保一级学科建设的质量，与会学者一致表达了期盼尽快恢复中共党史的公共思政课程地位的心愿，主张将中共党史尽快纳入公共思政课程体系，毕竟“教学科目直接影响教学、科研机构的设置与发展”。与会学者一致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迅猛发展就直接得益于公共思政课程的支撑和加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布局就是围绕着公共思政课程及其教学工作而完成的，公共思政课程教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角色。从这一思想认识出发，一批与会学者集中强调了重新开设党史公共思政课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要性，认为公共课、必修课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前提，“没有课程，一级学科就没有‘脚’，就是空的，就立不住”，“没有课程支撑的学科是没有后劲的”。有学者在简要回顾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后指出，从历史角度看，中共党史学科的式微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公共思政课程地位被逐步取消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只有硕士博士的专业课程，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几位学者从宏观角度论述了设置党史公共思政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这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必然要求，是培养合格接班人、实现立德树人的必然要求，是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有几位学者强调指出，将党史提升到公共思政课程的高度和地位，不仅有利于党的历史知识在新一代大学生中的普及和提高，而且将为全党的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长期可靠的基础平台，“这关系到学科的后续发展，要旗帜鲜明地促成这件工作”。与此同时，有几位学者论述了重新开设党史公共课程对于加速人才培养、实现师资队伍整合的重要性。有学者据相关统计指出，截至2020年，全国有2738所普通高校，如按加开党史课程后每校需增加5名党史教师计算，全国就需增加1.3万名左右的党史教师，这将大大充实党史学科的师资力量，为党史学科发展和党史事业繁荣提供更大的人才资源库，“事要人来做，加开了党史课程，人员队伍就大大增加了，上世纪80年代全国高校开设党史公共课时所出现的那种党史教学科研在全国蓬勃繁荣的局面，就不难复兴和重现”。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有党史公共课的加持，一级学科对于党史人才的需求将更为迫切、稳定，一方面将吸引优秀学生报考和就读党史专业，一方面将吸引党史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还有一些学者从现实利益角度提出，如有一门党史公共课，原来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相关公共思政课程教学的教师，将维持原来较高的教学地位，各种专项福利待遇也将得到保留，从而吸引相关学科教师的加入和流动。
在要求或希望形成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与党史公共思政课程的对应关系基础上，与会学者还一致表达了改革公共思政课程体系的急迫愿望，特别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改革抱有很大期望，认为“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与会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大体上每十年左右就会有一次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调整，以适应时代需要，目前的公共思政课程体系还是沿循2008年方案，一般说来可以调整了，“课程设置需要‘大破大立’，才能有大发展大繁荣”。与会学者就此提出了一些可以考虑的公共思政课程改革方案：（1）在不改变现有思政课程数量和结构的前提下，直接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改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纲要”，将近代史部分作为中共党史展开的宏观历史背景，况且“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线与体例进行撰写的”；（2）在保持现有五门公共思政课程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及部分“四史”课程等一起整合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或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与现当代中国发展”等），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增补进来。很多与会学者认为，我们党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人民的历史早已融合为一体，血肉相连，将自己的历史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础课程、战略课程，“名正言顺、正大光明，不要怕国外舆论”，建议旗帜鲜明地“做好思政课程的一体化统筹改革”。此外，还有学者主张将中共党史统一纳入大中小学的课程体系中，实现大中小学的课程贯通。在此基础上，有不少学者认为，在公共思政课程体系改革后，将由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共同支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极大增强高校公共思政课程的教学质量和资政育人的基本功能，这也是两个一级学科“分工不分家”的具体表现，最终塑造出高校公共思政课程体系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相互支撑、同向同行、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这对促进马院发展、提高公共课质量、优化课程结构，都是一个重要举措”。
第十，科学论证出台一个分层次、分类别、立体化发展的课程体系，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相较以往，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更要重视课程体系的完善、优化与改革，特别要注意解决之前各个教育阶段或层次的课程内容划分不清晰的问题，本硕博三个不同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要有所区分，防止“同一化”，重点是本科课程。有学者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本科阶段应该开设的课程，大致包括中共党史通史、中共党史人物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思想史、中共政治文化、国外中共党史党建学等等，并建议硕士和博士阶段的课程无须划分过细，应该以启发问题、提供方法、了解学术动态为主要目的，比如可以开设党史通史研究、党史专题研究、方法论研究以及不同高校中具有学术特色的问题研究等。一位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整接受党史专业本硕博教育的学生，从进一步完善和更高标准的角度建议党史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还应加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学、党务管理学等，并基于自身的实际感受，建议适当区分、调整党史党建专业学生和其他专业学生在研究生阶段的政治理论课程和相应的教学方法，就党史党建专业学生而言，“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计重点不在于知识的讲授”，而是跟随有经验的思政课教师掌握教学方法，为今后从事党史教学工作积累经验，“这才是我们专业学生上这门课程的意义所在”。有学者则特别强调了研究生阶段开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重要性，认为这门课程对于一级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标识性意义。
有若干学者针对目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了一些课程设置的良好建议，比如针对目前跨学科生源的历史学素养不高，建议在课程体系中加大历史学通识以及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等课程，以补足和巩固学生乃至整个学科的历史学基础；针对党史党建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足，建议从硕士研究生阶段适当增加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以及马恩原著的研读课程；针对目前一些党建研究论文偏好检索马恩列斯著作数据库而缺乏“整体性和语境性”的问题，建议适当加强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等方面的课程设置；等等。有两位党史党建专业的学生则敏感地意识到目前的学术研究更强调跨学科理念和多学科方法，由此强烈建议在未来的课程设置中，逐步开设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或概论必修课，为更好地理解党史脉络、促进党建实务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知识工具。此外，还有几位学者强烈希望党史党建专业要高度注重社会实践课程，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科……本学科人才培养不仅专注理论素养培养，更强调实践能力养成”，由此建议进一步加强实践课程的设置，比如探访红色基地、开展党建工作的社会调查以及调研基层社区党组织在防疫过程中的组织力和凝聚力等，希望高校与党校、党史和文献工作部门等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开发一系列实践课程，提供实践锻炼机会。有学者则从具体的教学困境出发，建议教育主管部门优化思政课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案，将目前每次连上三节课调整为“2+1”，即上两节课，另外一节改为组织学生课外实践。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课程设置与二级学科设置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如果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二级学科设置讲求规范性，那么其核心课程和主干课程同样应该力求规范，“不要因人设课，有些与党史党建比较偏远的课程尽量不设置”，“课程体系如果五花八门，对学科建设也是不利的”，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一些指导性方案或课程设置指南。
在这种热烈讨论的背景下，很多与会学者进一步提出，要尽快推动一批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真正改变长期以来统编教材短缺、高校各行其是的局面，“没有基本的教材，学科建设就没有基本的支撑，这是不行的”，“这是当务之急，如果没有统一的规范性教材，一级学科建设就不会是高水平的”。很多学者认为：“基础教材要形成共识，不能各唱各的调。”无论是“四史”读本还是党校干部教育的教材，都无法有效满足高等教育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性质的系统的全国通用的国民教育教材。与会学者一致希望有关部门能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使统编教材编写获得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也有学者认为，目前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领衔启动的教材编写工作，所采取的由几个学校集体攻关、共同编写的思路，值得肯定和借鉴。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应该针对本硕博学生的学业水平和理论基础，编写和选择难易适中、针对性强的教材。
关于课程和教材在一级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有学者总结指出，抓好专业课程和专业教材，就抓住了一级学科建设的“牛鼻子”，“否则就无法形成党史党建学科的知识体系”。也有学者认为：“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平台作为中共党史学科兴衰的两个关键因素亟待加强。”
十一，加快整合、优化、壮大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专职师资队伍，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党史党建人才。
高校的任务就是培养人才，一级学科的核心任务也是培养人才。面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人才短缺和师资匮乏的突出短板与学科发展需要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参与调研的专家学者给予了更多关注，就该问题提出了诸多看法和建议。有一批学者冷静地分析了目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人才队伍的现实困境，认为人才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哄而起、“大跃进”的人才培养思路不可行、不可取，应该采纳“用好存量、扩大增量”的解决思路，“坚持内涵式的发展理念”。一方面，加强对现有专业教师的培养，优化党史、党建的专职专业师资队伍，在党史、党建的学科融合发展中推动两支队伍的学术成长和转型；加大现有师资的培训力度，建议处于学科优势的高校以及相关中央部门组织一些全国性、专业化的师资培训工程；尽量留住本校毕业的优秀博士生和博士后；等等。通过这样的努力，逐步形成梯次配置的师资队伍，改善青黄不接的现状。另一方面，尽快成立各种性质和类型的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机构，在学校、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有效整合分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专业和学科里的教师，特别是积极吸纳历史学院（系）的相关师资人才；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充分利用好各省提供的人才引进政策（如山东省的“泰山学者”等项目）；坚持和落实“开门办学”的理念，“各校依靠自身完成人才培养很难”，适当聘任各地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党校系统、党史和文献工作部门、社会科学院系统、军队系统以及档案、文博、地方志等部门中的党史党建人才担任兼职或挂职教师，逐步反映和解决目前学科评估不承认兼职外聘教师成果的困境，从而形成“大党史大党建”的师资队伍格局；等等。还有若干学者格外强调，要加强培养和扶持年轻学者、年轻教师，认为“现在有年轻的文学家，但没有年轻的史学家”，特别是需要积极引导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向毕业的青年学者向党史国史研究方向转化，这就既需要在经费、课题、评奖、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也需要在入职之后给予五年至十年的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而不是拔苗助长”，进而“使他们产生学科认同”，最终成长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学术中坚力量。还有一批学者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在出台一级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时，给予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在人才建设特别是“帽子”人才认定方面的单列计划等扶持政策，从而推进更多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的成长与流动；还有学者建议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设置国家级的人才评奖机制或评奖评优通道，“几年一评，对于学科建设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推动”，比如浙江省就组织实施了“151人才工程”“152党史人才”等人才评优项目。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尽快壮大、建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人才队伍特别是师资力量，可谓“在发展中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可能被削弱的担忧”，实际上也是两个一级学科共同发展、协同共进的生动体现。此外，有学者指出，解决人才队伍问题的关键是编制，目前高校的人事编制方案还是2000年前后核定的，建议按照时代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增加一些专门编制，加快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特别是需要直面和改革目前饱受诟病的“非升即走”制度。
十二，打造本硕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全力培育党史党建学科的科班专业人才。
在人才培养问题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严格的人才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靠简单“挖人”“跳槽”“挖潜”来解决问题，加大本学科人才培养才是解决师资队伍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长远思路，“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的、分层的、规范的人才培养体系”才是根本性的解决路径。正因如此，“一定要规划本硕博的人才培养体系”也成为调研座谈会上的一个热点话题。很多与会学者指出，学科建设的正常人才培养结构应该是“正三角形”：本科生最多，硕博研究生次之。但长期的本硕博“数量倒挂”不仅削弱了整个学科规模和学科基础，而且导致很多党史党建教师的专业基础薄弱，“培养学生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扩大本科生培养，增加本科生招生点，可谓势在必行，“是必然的选择”，“在本科设置方面要服务于‘急需专业’”。还有多位学者格外强调，目前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对党建实用人才的需求逐年上升，“这将是长期的、必然的趋势”，因此建议一些基础较好的高校尽快招收党建专业本科生。总的来看，绝大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均建议有基础、有条件的高校要果断增设党史、党建专业本科生，前几年的招生规模可以小一些，之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一些优势高校可以适度持续扩大规模。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基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前期学科基础等因素，认为本科人才培养不宜大规模地从高考中招生，既可以进行“小而精”的“二次招生”，也可以通过“强基计划”等途径先期进行“宽口径培养”或“大类培养”。有学者就此进一步建议，如果党史党建本科专业无法实现大规模招生，中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一些指导性文件或政策，加大党史、党建科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中的设置比例，比如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里增加党史、党建类课程，也可以在历史学相关专业里加大党史、党建类课程的设置；唯其如此，“后面的教材体系、名师名课等工作才能展开”。
为了继续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建设，与会学者则集中讨论了两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建议给予一些学科基础好、博士生导师较多的地方高校以更多的招生指标，或列出专项招生计划，解决博士生招生和培养数量不足的困境；二是建议在一些具备条件的省级党校增加一些博士点，适当提高党校系统的研究生招生规模，进一步发挥党校系统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就后者而言，有中央党校的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以来，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推进设立党务专业硕士，并承担相关任务；在学校的支持下，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展开实质性合作，拟联合招收博士生，资源共享、互开课程，目前已就合作框架达成协议。应当说，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采取的这些学科建设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更重要的是，还有学者指出，为推进本硕博一体化培养，建议中共党史专业从本科层次到研究生层次实现在专业名称、学科门类、培养方向等方面的贯通与一致，实现中共党史的本科教育与研究生学位点在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体制上的衔接与统一。
此外，还有一批学者着重强调了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就业问题，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应该注重就业导向，认为“学科以学生为基础，学生就要考虑就业去向。不立足于就业的学科发展是难以做强做久的”；有学者则建议党建、宣传、组织等岗位的就业应该设置一些门槛，“没有门槛，给人一种感觉什么人都能做，反而影响了相关专业人才的出路”，今后需要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讨和试点；还有学者建议今后的公务员考试应该注意党史工作部门的特殊性，如能推动“专职专招”“对口就业”，则将极大提升整个学科建设的水平和影响力；等等。
十三，推动和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促进研究力量和学术资源的进一步整合。
为了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一级学科建设，与会学者纷纷表示要尽快建立“一级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有学者从学术传承的角度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党史党建论文缺乏学术史回顾以及学术史脉络的观照，这正是学科意识特别是学术共同体意识匮乏的表现，因此“应该加强不同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进而达到共同体的构建，增强党史党建学科的学术性”。很多学者希望中央党政部门研究机构应当持续关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继续发挥学术引领的作用，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力，建议成立中央层级的统筹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全国性联席会议机制，便于联络与整合“五路大军”中的党史党建研究力量，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学科建设合力，比如来自党校系统的学者都表达了积极参与学科建设、融入学科建设版图的心愿；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单位已经采取各种措施，联合与党史党建相关的地方工作部门，共同展开学术研究、师资培养、课件开发等工作。还有学者就此建议继续打造一批高层次、高等级的创新性科研平台，比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与有关高校组织共建的研究基地、国家文物局与有关高校组织共建的“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教育部与有关高校组织共建的“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统战部门与有关高校组织共建的“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基地”等；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一批党史党建人才培训和资源共享的平台，“大手拉小手，手拉手”；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党史党建教育教学联盟，打造虚拟教研室、集体备课制度和示范性课程，以期“共享一些先进成果，做到全国一盘棋”；等等。有学者指出，应该加强现有相关学会组织对党史党建人才培养的职能，尽快成立服务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研究会、协会、基金会、论坛等学术组织，并依托这些组织进一步探索成立各种性质和形式的党史党建研究机构，进一步整合各种研究力量和学术资源。还有不少学者建议全国社科办和地方社科办扩大设置一批党史党建学科的重大课题或专项课题，加强对党史党建学科的指导和扶持力度，以项目和课题为抓手，提升学科吸引力和影响力。有学者则表达了期盼档案馆、图书馆加大资料开放力度的愿望，“让党史党建学科的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学科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同样属于“大思政课”的范畴，若欲充分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还应加快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体制下的智库建设进程，支持和扶植现有的一些学术平台向智库建设方向发展，并在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和科研单位设立党史党建学科的新型智库机构，激活从“学术研究”向“高端智库”的转化，积极为党和国家有关工作提供决策参考。总而言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是发挥党史党建研究资政功能的主要渠道和形式，是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打造高端智库，服务大局，服务社会，为中央各部门提供咨询，还有很大作为”。与此相关，还有若干学者强调应该重视中共党史知识的普及化、大众化和国际化，发挥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在公众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认为这既是“学科建设的一个方向”，也能在学术成果向智库要报的转化方面有所贡献。有学者总结认为，智库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和学术资源的进一步聚合，为学科建设创造更为优良的外部环境和内生动力。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3期，本文引号内的直接引用性内容均来自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注释从略，但确保引用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