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3年是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共第一报人”的中国共产党红色新闻家潘梓年诞辰130周年。目前学界对潘梓年主编《新华日报》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对其创办并担任主编和发行人（社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出版发行的理论刊物《群众》周刊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主要就潘梓年在党的领导下和周恩来亲自指挥下，带领编辑部的同志们辗转南京、武汉、重庆和上海等地编辑出版《群众》周刊的艰难历程以及以此为阵地进行党的理论和政策宣传进行梳理和探讨。
【关键词】潘梓年 《群众》周刊 报刊实践 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王文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
Pan Zinian’s Journal Practice in Publicity of the CPC’s Theories and Policies and H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 Study Centering on Masses Weekly
Wang Wengui
Abstract: The year 2023 marks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Pan Zinian, a red journalis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ho is praised by Mao Zedong as “the first newspaperman of the CPC”. At present, relevant studies on Xinhua Daily edited by Pan have been very in-depth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but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Masses Weekly, the only theoretical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Party in KMT-controlled areas, which he founded and served as the editor-in-chief and publisher (president). This paper is mainly about the hardship of Pan leading the comrades in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the command of Zhou Enlai, to edit and publish the journal in Nanjing, Wuhan, Chongqing and Shanghai, as well as comb through and discuss the publicity of the Party’s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these areas.
Key words: Pan Zinian; Masses Weekly; Journal practic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我党卓越的新闻工作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中原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的筹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先后担任学校首任副校长、第二任校长（兼任党委书记）。他自幼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影响，对新知识和新文化充满渴望，并于1927年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刊党报的创办和理论宣传工作。早期担任过进步刊物主编，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担任《新华日报》社长和《群众》周刊主编、发行人（社长），在其带领和推动下，对党的新闻事业发展、抗战胜利和大后方民主运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充分利用这一舆论阵地发表大量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大力宣传呐喊，毛泽东对潘梓年大加赞誉，称他为“中共第一报人”。新中国成立后，1948年筹办中原大学，1954年调中国科学院筹建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和哲学研究所，任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长，创办《哲学研究》杂志，推动了全国的哲学研究。由于学界对潘梓年主编《新华日报》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本文仅主要就其创办并担任《群众》周刊主编和发行人（社长）期间，以《群众》周刊为阵地进行党的理论和政策宣传做一个初步梳理和探讨。
一、潘梓年与《群众》周刊的创办和发展
《群众》周刊是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党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和香港出版的唯一理论刊物，其筹办和出版地点筚路蓝缕，分别辗转于南京、武汉、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1937年10月在南京筹办并于同年12月在武汉正式创刊，1938年10月到重庆继续出版， 1946 年6月迁至上海出版，1947 年3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被迫停刊，同时1947年1月在香港出刊香港版至1949年10月停刊。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武汉时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下同）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前后近12年的时间内，共连续出版了405期。潘梓年除了担任《新华日报》社长外，《群众》周刊创刊后，其在1937年12月至1946年4月一直担任该刊主编，1946年6月迁至上海出版后，他仍然担任该刊的发行人（社长），《群众》周刊的出版和发行，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潘梓年与《群众》周刊创刊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认识到宣传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利用传媒的力量来影响舆论宣传自己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创办《向导》《前锋》等刊物，大革命失败后，又先后创办过《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刊物。“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面对新的历史转折点，1937年7月，周恩来带领秦邦宪（博古）、林伯渠等人到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继续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各项事宜进行谈判，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报刊的问题。8月中下旬，经周恩来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反复商谈后，邵力子才勉强同意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在与国民党商谈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事宜的同时，我党旋即开始就创办报刊的人选、印刷设备、报刊选址等方面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1937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见到夏衍时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这主要是考虑到潘梓年的革命工作经历而做出的决定。潘梓年在1927年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可靠值得信任，在上海投入党的左翼文化工作中，在北新书局主编过进步刊物，还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的总编辑，表明其有丰富的办报刊经验。1933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拘捕入狱，1937年6月根据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的协议，潘梓年等才从监狱释放。出狱后不久潘梓年便赶往上海，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接见他并说服他放弃到革命根据地去的想法，要求他继续留在“白区”工作，发挥他的特长，并指定由他和章汉夫负责立即着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潘梓年的带领下，大家分头投入工作，报馆筹备工作进展很快，在南京新街口租了一间房作营业部，接着又在附近租到一间房作编辑部，又通过熟人帮忙租到了一家印刷厂，还购买了800多令纸张，万事俱备，只需要再增加一些人手便可以试版出报。根据潘梓年回忆，“报纸是于 1937年10月在南京筹备的。当时反动派估计我们两手空空，而一切又都在它的严格控制之下，要出版一种日报是不可能的，因而口头允许，实际阻挠。不料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已机器、纸张，一应俱全；试版送审，使它大吃一惊。只好露出狰狞面目，横蛮地不准出版。”由于上海南京很快沦陷，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借机电话要求潘梓年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抵达武汉后，潘梓年带领大家继续进行筹备工作，但国民党当局仍然以各种理由进行刁难和阻挠，不给颁发出版登记证。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指出：如果不给报纸和刊物同时发放出版登记证，那就必须让先行出版《群众》周刊。在反复交涉和抗议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办理《群众》周刊出版登记并允许其先行出版。后又经过反复交涉，才办好了《新华日报》的出版登记手续。因此，《群众》周刊早于《新华日报》出版。
1937年12月11日，终于在武汉出版了《群众》周刊创刊号。《群众》周刊第一期封一刊头旁注明：编辑兼发行人是潘梓年（本刊社长兼主编），地址在汉口成中路 53 号，发行所为群众周刊社——汉口交通路 31 号，总经售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印刷所为新昌印书馆。《群众》周刊是在党中央、南方局（长江局）以及周恩来等的领导下，由潘梓年直接带领大家艰苦努力的结果。创刊伊始，《群众》周刊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等。
（二）潘梓年与《群众》周刊在武汉、重庆的出版发行
《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一份全国性的理论刊物，始终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辗转各地，从1937年12月创刊到1945年9月历时近八年时间里，辗转武汉和重庆，共出10卷221期，其中武汉出版36 期，在重庆出版185 期，这期间潘梓年除担任《新华日报》社长外，一直担任《群众》周刊主编，带领全体同志们战斗在我党的新闻报刊工作的第一线。
《群众》周刊在国统区的抗战中心武汉，以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为立场，努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联系各阶层群众，在武汉出版了36期，约120万字，翔实地反映了武汉和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当时南京、上海失陷后的武汉形势严峻，军队不断败退下来，没有谁负责教育和组织后方民众，四处被恐怖气氛包围，汉奸游说进行妥协活动，亲日分子散布种种悲观情绪企图促使政府接受日本“亡国灭种”的条件。而此时的《群众》周刊成了中流砥柱，正确引导着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情。例如，在详尽记录武汉空战中击落日机52架的辉煌胜利之后，不失时机地指出这一胜利，“不仅是武汉防空的空前大捷，而且也是整个军事上的一个伟大成就。”其意义 “绝不在台儿庄大胜之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再如，针对当时一些大学存在的“读死书”的现象，《群众》周刊及时提出批评“学校教育，不能离开现阶段的任务，负责教育的人，应该以抗战教育来训练学生。”并指出，死守“读死书”的原则留些“教死书”的教授教些“死读书”的学生，“是放弃教育的任务”。在《群众》周刊的正确导向引导下，武汉大学提前放假，由抗敌后援会组织短期的“抗战大学”对学生进行抗战工作训练，大批进步学生积极投身抗战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号召全中国的诸姑姊妹，积极起来参加抗战支持抗战，并提出应当筹备一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把妇女的救亡工作扩大到各个方面去。
1938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武汉，报馆人员分批撤往重庆，潘梓年奉命率领党报、党刊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共百多名工作人员，租“新升隆”轮向重庆撤退，船行到湖北嘉鱼县燕子窝附近，突遭日机轰炸，轮船被炸沉，25名同志遇难，烈士中就有潘梓年的弟弟潘美年。潘梓年强压满腔悲愤，掩埋烈士们的遗体，带领剩余的同志们徒步行进，经过一个月的颠沛辗转，最终抵达重庆，征尘未洗，又夜以继日地投人党报党刊在重庆的复刊工作。
1938年12月25 日重庆出版的第一期《群众》刊物——第2卷第12期与广大读者见面。《群众》周刊在重庆期间1938年出版1期，1939年出版38期，1940年出版34期，1941年出版14期，1942年出版24期，1943年出版22 期，该年7月，《群众》正式发布启事敬告读者改为半月出版一刊；1944、1945 年均出版 24 期；1946年出版 4 期后，抗战争胜利,于 1946 年 6 月 3日由重庆迁到上海办刊。在重庆期间《群众》周刊共出版了 185 期。据统计，《群众》周刊在重庆其间刊登“马列主义和中共宣传”主题类文章占其总发文量的 28%，这些文章包括了对于马列思想学说的直接介绍，以及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实践，特别是中共在边区的实践，成为国统区读者了解共产主义学说和政治实践的窗口；文教类文章（包括文艺、历史、文化、科教、哲学）占总量的 18%，这些文章多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联系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关于抗日与民族动员、国际形势分析主题类文章共占总量的28 %；此外，还刊登经济、军事、政治、国内局势等其他方面的文章占比约26%。重庆时期的《群众》周刊，为读者提供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与国民党当局展开宣传战，从理论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文艺的，以至教育的、经济的、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方面都建立和巩固作战阵地。高举民族大旗，提倡国共合作，号召工人、青年、妇女抗战，大声疾呼团结反对投降，激励民族自信心，克服悲观情绪，展示了积极抗战，合作团结的党的形象。恪守党性原则，顺应时代，依靠民众，从民族大义的高度、从理论的高度，为读者提供了抗日救亡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得以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群众》周刊迁移重庆出版后，在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下工作，潘梓年始终是兢兢业业、勤奋不倦，以坚定的革命精神，还击顽固派一次次掀起的反共恶浪，为报馆工作人员树立了党性修养的榜样。1941年1月17日晚间，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悍然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深夜，周恩来在为《新华日报》亲笔题写揭露事实真相的题词和题诗时，指示潘梓年等人到其他影响较大的地方报馆，揭露国民党歪曲事实真相，封锁报刊，妄图一手遮天的阴谋。据当时与他同行的石西民回忆，在如墨的夜色里，潘梓年手提一盏八角灯笼，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崎岖的山路，走访了《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等报馆，沉痛说明“皖南事变”真相，表明我党严正立场，希望他们在舆论上主持公道。周恩来指示潘梓年多在文化界、学术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此，潘梓年经常找郭沫若、马寅初、黄炎培、邹韬奋、陶行知等知名社会人士，征求他们对党报，党刊的意见，约请他们撰写稿件，还经常参加当时国统区知名的进步学者、教授的座谈会，并邀请其中的部分学者为党报党刊写稿。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解答读者提出的疑难问题，向科学工作者宣传党的团结抗战路线，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等。
（三）潘梓年与《群众》周刊在上海出刊并同国民党当局的抗争
抗战胜利后随着形势发展，上海成了全国的经济中心，许多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也居住在上海，加强党在上海的宣传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根据中央意见，中共南方局决定将《群众》周刊迁往上海。
1946年3月以后，潘梓年等报馆领导和工作人员陆续抵达上海并着手在上海的出版工作，可是国民党上海当局不同意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经请示周恩来同意，于是决定把《群众》尽快迁到上海，以起到党报的作用。在上海出刊期间，潘梓年以社长、群众周刊社发行人的身份领导周刊的同志们出刊发行并与国民党当局就周刊的出版进行反复抗争。
根据国民党出版法的有关规定，杂志迁地出版只需进行“变更”登记即可，于是1946年6月3日潘梓年向上海市社会局申请办理《群众》变更出版地登记手续，同日《群众》周刊正式在上海出版，社长潘梓年，设编委会，主编章汉夫。然而国民党当局不希望人民听到共产党的声音，害怕《群众》周刊揭露其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反动面目，尽管有相关规定也同样不允许《群众》周刊在上海出版。他们不顾有关法规，强令《群众》周刊必须“依法重新申请登记”，“在中央未经核准以前不得先行出版”。17日上海市警察局在有关辖区没收报摊《群众》周刊，18日传唤周刊负责人潘梓年并令周刊停刊。潘梓年据理力争维护周刊合法出版权利，并于20日致函上海社会局询问“此次警察局之没收刊物与令知停刊，不知何故”，22日再次致函上海社会局，说明“此次在沪继续出版，系变更地址，故于本月3日实行变更之时，随即填具变更登记申请书送承钧局完成变更登记之手续，完全符合政府所颁布之出版法第10条之规定”，“保护本刊之出版发行，实为公便”，可是国民党当局无视这一事实于8月20日再次强令停刊，针对这一无理要求，潘梓年不予理睬继续出刊，并于8月31日再次呈文社会局，要求“明录本刊不能出版之理由及其法律根据”。9月5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便衣并警察，气势汹汹地闯入《群众》周刊社，擅自进行搜查并收缴周刊，6日潘梓年向上海市社会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当期周刊上向读者披露国民党非法搜查本刊的过程，12日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与潘梓年谈话，再次强调周刊若不重新登记将予禁止出版，次日上海市警察局也要求周刊负责人立即停刊，并派人员到周刊印刷所阻碍印刷发行，当即遭到周刊工作人员严正制止。17日潘梓年向周恩来汇报了关于周刊在沪遭到国民党阻挠不让出版的有关情况，20日中共代表团上海发言人对上海市社会局关于查禁《群众》周刊一事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其行径完全不符合法令，但是国民党上海当局完全无视这一事实，10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强令上海市政府取缔《群众》周刊，7日上海市警察局通知承印周刊的信昌印刷所不准再印刷周刊否则严厉处罚。9日潘梓年致函上海市政府并提出抗议，16日警察局派出一批警员勒令信昌印刷所停业5天，17日潘梓年再次致函上海社会局要求转知警察局撤消不合理之处分并保护周刊合法出版发行的权利，31日潘梓年再次致函市长吴国桢，表达给予《群众》周刊的诸多处分的公正性。1947年2月，国民党关闭与共产党谈判大门并限令中共驻沪人员必须在3月5日前全部撤离，3月2日《群众》在上海出版了最后一期，从1946年6月3日迁沪出版至1947年3月2日出版最后一期，在国民党当局的反复阻挠中在上海前后共出版了41期才宣告停刊。
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在周恩来及上海工委的领导下，周刊始终是在潘梓年与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反复交涉中出版发行，在出刊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潘梓年一方面先后十余次分别与国民党上海社会局、上海市政府、市长等有关方面呈函、面谈、抗议，进行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继续做好周刊的出版发行，配合国共谈判进程和国内形势，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及时传播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扩大了影响，同时也澄清了事实真相，使国民党妄图扼杀《群众》周刊的图谋一直未能得逞。
二、《群众》周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潘梓年任主编的《群众》周刊从创刊开始就与其任社长的《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形成独特的中共党报、党刊联合作战的格局，具有鲜明的共产党党报、党刊的特色，成为运用新闻舆论工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有力武器。《新华日报》新闻时效性强，侧重时事、政策，《群众》周刊侧重从思想上理论上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选载进步的理论和学术文章，并从理论上思想上批评和揭露各种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反动思潮和言论等。周恩来曾对《群众》周刊说：《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刊物，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更多地从理论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抗战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它们在宣传抗日主张，发展爱国民主运动，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壮大革命阵营，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作为党的喉舌，抗战的号角，国统区人民群众的灯塔，对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一）《群众》周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
《群众》周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回顾和评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示和推介等方面来宣传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
《群众》周刊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生平都有较多的相关介绍。据统计，仅在抗战期间，《群众》周刊就刊发了马克思生平和传记类文章5篇，恩格斯生平和传记类文章1篇，列宁生平和传记类文章15篇，斯大林生平和传记类文章4篇。比如《没有比他更真实的人》一文，强调马克思是“真理的化身”，“具有最广大的心肠和最强烈的正义感”，《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事业》一文，介绍了恩格斯毕生献身革命事业的过程，称“他的整个一生都是献给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斗争事业”，再比如《斯大林的革命活动的开始》、《列宁的战斗精神及其工作作风》、《革命家领袖——纪念列宁逝世二十周年》等，这些文章对列宁、斯大林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实践活动均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与此同时，《群众》周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基本理论也进行了大量介绍，仅在抗战期间就刊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类文章30余篇，马恩列斯著作学习和研究类文章近60篇，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先后刊登《现代自然辩证法引论》《论数量变化到质量变化的转变及发展中的飞跃》《论辩证法的法则与方法》《社会的存在与社会的意识》《观念和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和《研究历史的钥匙——唯物史观笔记》等；政治经济学方面先后刊登《理解资本论所必需底预备知识——怎样研究资本论第一章（上、下）》《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八十周年纪念》《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是“社会价值”还是劳动价值》和《货币底辩证运动》等；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先后刊登《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列宁论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列宁斯大林的国家学说对国际工人阶级的意义》《纪念巴黎公社》和《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等。此外，《群众》周刊还出版《联共（布）党史教程》和《联共（布）党史研究资料》专辑、《苏联史简明教程》以及《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的其他著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去占领国统区的理论思想阵地，为革命群众指明方向。
《群众》周刊还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重大事件如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等刊发系列文章。如在《纪念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七十周年》等文章中，详细阐述巴黎公社的历史功绩及其失败原因并对当下正在进行的伟大抗日战争的主要启示。对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文章更是不惜纸墨，周刊多次在十月革命爆发周年纪念之际，刊发相关论著、时评、社论、报告和研究性文章、特辑等，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为呈现苏联建设成就，还刊发大量关于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民生等方面建设成就的文章，介绍苏联的内政外交情况，有效建构了苏联的国家形象，有效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国统区的传播。
（二）《群众》周刊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
《群众》周刊始终以贯彻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己任，高举团结抗战大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战略思想、战略方针以及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决策、在对日作战，反对内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具体政策，宣传解放区军民的英勇奋战、建设成就，宣传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并针对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的侵略暴行、汪精卫之流叛国投敌的罪恶、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团结抗战、阴谋妥协投降和专制、独裁、反民主、打内战等等的倒行逆施，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同时，生动的报导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抗战业绩，增强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群众》周刊在抗战初期就向国统区沦陷区人民积极介绍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思想，引导人民汇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智慧和力量。如刊发了董必武《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和《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张闻天《战时民运工作的八个基本原则》等文章，做了大量的战争动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如全文刊登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从十个方面六个问题，系统介绍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向运动战发展”，“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等；为了坚持团结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周刊先后刊登了大量的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并希望各党派应在团结救国的前提下，对于参加抗战的各党派群体应该互相尊重、互助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动员一切力量，把各种民众团体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5月，毛泽东《论持久战》从理论上驳斥了 “亡国论” 和 “速胜论”，系统阐明了抗战的持久性，有力论证了抗战胜利的必然性，《群众》 周刊最初想全文发表，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设想未能变为现实，因而只好组织系列文章对“亡国论”和 “速胜论”进行批判，从另一个侧面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进行弘扬和宣传。周刊还组织文章批判“曲线救国”理论、揭露汪精卫公开投敌的真相、驳斥蒋介石的反共方针，介绍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宣传敌后战场的有关情况和解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伟大成绩等。
周刊非常注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宣传，多次在党成立周年纪念之际，刊文盛赞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国民党当局为了禁锢和迫害进步书刊而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特别是对毛泽东的相关文章刊载严格限制，但周刊直接发表毛泽东的著作、谈话、电报等仅在抗战期间仍然近30篇，其中包括《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新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等耳熟能详的著作。为避开国民党审查机关的检查，周刊更多是采取巧妙的方式，如在文章标题中避免出现“毛泽东思想”的字样而以在文章的内容中宣传毛泽东的功绩、毛泽东思想，通过这种方式，传播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三）潘梓年在《群众》周刊亲自撰写理论文章和时评社论
潘梓年在担任《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社长和主编期间，尽管工作任务繁重，但从未停止过以笔作枪的战斗，亲自为党报党刊写社论时评和专论，这些文章既有长篇理论文章，又有观点犀利的时评短文。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群众》周刊（转移香港出版前）共发表署名文章60余篇。他的文章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文字通俗，对于思想理论的批判文章则是义正词严。他这种执着坚韧的战斗精神，对党报，党刊的工作人员是极大的鼓舞与鞭策，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1937年发表《抗战的现阶段》《投降主义及其各式各样的表现》《光明的前途》，1938年发表《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争取抗战胜利》《保卫武汉文化界应做些什么》《抗战中青年的作用与任务》《文艺作家与青年记者共同努力》《抗战一年来的文化运动》《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问题》《民众运动问题商榷》《最近国际形势》，1939年发表《敌人在侵略战争中得到了什么》《论敌人后方文化工作》《日本法西斯又在冒险》《中国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两个精神总动员》《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际工人统一运动》《发挥“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使科学为抗战建国服务》《日寇在敌后的政治》《国府明令通缉汪逆精卫（时评）》《抗战两年的文化界》《抗战二周年（时评）》《日寇对英的玩弄与侮辱》《敬悼卢干滋大使（时评）》《东京谈判（时评）》《“八一三”二周年（时评）》《检查禁售图书刍议（时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成功及其所给予我们的教训》《苏维埃国家粉碎武装干涉的经验教条》《青年在今日》，1940年发表《列宁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工人在抗战现阶段中的任务》《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怎样加强团结》《现代社会主义的创立者》，1941年发表《法西斯战祸给人类的教训》，1942年发表《加强民族团结——纪念列宁，研究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印并肩作战（社论）》《真理只有一个——兼答陶百川先生》《“七七”五周年（社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论“今年打垮希特勒”》《“钢”是怎样炼成的——纪念十月革命25周年》，1943年发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1944年发表《提高自己，改造自己——纪念“五四”25周年》《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思想与感情不可分割》，1946年发表《中国共产党》《胜利后的“七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陶（行知）先生死不了》《坚持政协！》《民主运动与土地改革》《谈民主须能认识人民的力量》《纪念本刊九周年》，1947年发表《定一同志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此外，还在《新华日报》刊载他的署名文章也有80多篇。
他的文章旗帜鲜明，始终热烈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重点关注国内外政治形势、中国对日作战问题、学术文化问题等。他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以谦和严谨的学者态度、坚忍不拔的革命情操、不懈奋斗的实干精神努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制造分裂、反对共产党和镇压民主运动的各种阴谋，把长枪、戟戈和匕首一起投向国民党的反动政治宣传。 比如，他发表在《群众》周刊创刊号上的《抗战的现阶段》一文，在指出了四个月的抗战“不容讳言的在军事上是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失利”之后，更强调了抗战所取得的成绩，总结了初期抗战经验教训，这对于增强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在第1卷第2期上发表的《投降主义及其各样表现》一文，分析了投降主义的严重性，剖析了投降主义的各种表现、产生的根源，指出克服投降主义倾向的根本方法是发动广大民众来参加抗战。在第4卷第14期上发表的《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一文，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与抗战建国任务的艰巨性出发阐明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既要研究革命理论的经典，同时要研究讨论革命理论的各种论文而鉴别其真伪，还要在形式上把叙述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分别开来。在第11卷第9期上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一文，文章回顾了党25年来所走过的艰难路程，介绍了党的最高纲领和具体纲领以及政策、作风等，并配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大幅照片，在文章中指出，“中共二十五年的历史就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深相结合的历史， ……在这史无前例的艰苦锻炼中，它完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深深结合起来的过程已到达了成熟的阶段。”他还进一步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它包括了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全部总结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新的发展，这里有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
三、潘梓年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报刊实践的历史贡献
潘梓年是我国杰出的“红色新闻家”，在担任《群众》周刊主编和发行人（社长）9 年左右的时间里，充分发挥红色党报党刊的新闻舆论作用、积极传播中共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政治主张、在以媒体之职责团结抗日爱国人士，辅助党组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而非凡的贡献。
（一）始终坚定的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办好《群众》周刊，充分体现了党刊的党性
作为主编和发行人（社长）的潘梓年在长达9年的办刊实践中，始终如一的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长江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和斗争，端正办刊方向，始终沿着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前进，切实贯彻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之后至解放战争初期的总方针，在国统区内坚守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阵地，表现出鲜明的党性，刊载的许多重要文章，都始终如一地宣传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决策，阐明我党的严正立场和鲜明态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声讨日寇的种种法西斯暴行，粉碎日寇破坏中国抗战的种种阴谋，以极大的民族义愤激励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民族自卫成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党顽固派，揭露其假和平真内战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同时，以大量的生动的新闻报导，宣传军队、敌后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抗战业绩，增强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二）始终坚定的发挥《群众》周刊作为党的理论刊物作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偏重理论的党的《群众》周刊，潘梓年始终按照周恩来对刊物的要求和定位，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更多地从理论视角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抗战胜利的必然性，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努力。正如编辑方针所言，“本刊是比较偏重理论研究的刊物，但所研究的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而不是单纯的理论”，因此，研究对象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历史实际的研究和革命实际的研究”。“概括的说，那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从原则的铺陈到事实的分析，一言以蔽之，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在具体办刊过程中，采取灵活多样、贴近实际的方法，积极向国统区广大群众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如借助纪念活动刊发纪念文章、理论推介与理论交锋并举、通过刊载广告推介进步书刊、通过开辟读者信箱解疑释惑等等，成为国统区人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影响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三）始终以渊博的学养谦和的人格编辑出版《群众》周刊，推动党的新闻事业发展
有“中共第一报人” 美誉的潘梓年，由学者成为一名坚强的新闻战士、早期党报党刊的卓越领导人，其党性坚定、学养渊博、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在主办周刊期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新闻实践工作，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党报事业，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他是报馆里主要负责人，但始终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和大家一起工作、生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他总是着一件灰布长衫，与国民党那些衣著华贵的“新闻官”一比，更显出共产党人朴素、廉正的本色”。报馆同事和工作人员都亲昵地称呼他为“潘老总”，既是大家敬重的领导，更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在他50岁生日时报馆全体同志撰文祝贺，表示要学习他“坚贞不拔的革命操守，严谨谦和的学者态度，奋斗不懈的苦干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事业，为新华的事业而斗争到底”。这是真情的祝贺，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更是潘梓年为党的新闻事业呕心沥血的真实写照。
作者：王文贵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自《中国新闻评论》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