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造就的文化生命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大的“文化可塑性”。它蕴含多重认知维度,从生成认知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互相成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前提,它的生成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由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使命观、价值观、实践观、任务观共同构成的整体形态,从价值认知维度来看,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形态,是人类现代文化的建设形态。本文从生成、内涵和价值三个层面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系统性论证,为理清和理解其理论图谱提供了重要的认知思考。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生成认知 内涵认知 价值认知
引言
当前,学界从线性视角出发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形成发展、价值意蕴、鲜明特征、实践要求、原创性贡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已初具规模,但从整体多元视角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规律、核心内容、价值导向、发展方向等诸多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作为精神生产与文化认同的中间环节,认知维度是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理论主线和价值旨归的重要视角,是在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和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关键。本文试图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的基础上,从认知维度理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图谱,对其基本内涵、逻辑架构、精神实质进行概括,在历史与未来的辩证统一中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知维度。（本节有删减）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认知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1]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任何一种反映历史发展的文化形态的产生都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支撑、时代的深切呼唤。从生成认知维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础上生成的文化体系,也是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之深度交融而产生的开放体系,其生成是在“两个结合”相融相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结果,更是中华文明历史自信、现实自信和未来自信的集中体现。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互相成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前提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十大开创性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之间有相当多的契合点。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2],这是“第二个结合”的前提,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活力之源。思想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具有历史继承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对欧洲当时先进的三大社会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超越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与这一理论体系蕴含的关于社会改造问题的实践理性态度以及其最终社会理想,具有互通之处,二者之所以契合,既有深刻的历史生成逻辑,又有生动的现实互动面向。
从价值观层面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民为邦本”“明德修身”“讲信修睦”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道德观、社会观高度一致,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二者都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在价值主张上具有同一性。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和合”思想,是其中的精髓之一,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价值取向。“和合”意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状态,《易经》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即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将不同事物彼此共存、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作为落脚点,这一思想表达了“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价值取向具有契合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马克思论述了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共同体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亦有相通之意。从实践观层面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格物致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重视对“知与行”关系的解读,而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把“知与行”的关系上升到“实践哲学”的全新理论高度,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在其后的实践活动中进一步进行了理论创新,讲明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这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底蕴上的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是二者结合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相互契合才能做到有机结合,当然,二者的结合不是简单的叠加倍增而是互相成就,是一场深刻的化学反应。从文明进步的意义来说,“第二个结合”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不仅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使马克思主义科学进一步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的精髓,使之在外延上呈现中国的“民族化”“时代化”特征。“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4]通过“第二个结合”构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向了新高度,同时也在厚植民族精神中展示出了鲜明的世界意义和人类文明价值。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建构与创造,其基础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活力之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命题在阐发之初就蕴含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创造新时代新文化的思想表达,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属性息息相关。作为先进的文化样态,马克思主义开放包容的品性、与时俱进的品格使它能够对中华优秀文化中最具革命性和现代性的元素进行吸收、改造和再创造,从而生成崭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的内生动力。文化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必须是在历史思想积淀与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依循新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获得创新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良基因,在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实现更新再造,从而激活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代生命力。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相互成就,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辩证互成、融通互构,为创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二者的双向互动,在古今辉映、中西结合的基础上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广度和深度,生发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在新时代言说的话语体系,由此生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昭示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崭新文化形象。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2]8。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开拓和演进,不仅是社会主义最新文化样态在新时代的呈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两个结合”中对人类文明内在发展规律认知和把握的不断深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5]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纲领。毛泽东指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5],新文化建设“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5]707。以“第一个结合”为指导,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民族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以此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征程。此后,他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双百”方针,在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这一时期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立足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实践对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理论自觉,也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方法论遵循。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迎来了大发展与大繁荣,思想解放也带来了文化建设的解放,东西方文化交融交流更加频繁,物质财富的富足也带来了精神文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不断丰富,但同时也带了意识形态的碰撞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基于此,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6],此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推动文化传承与保护,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文化建设方针为“第二个结合”的出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土壤。立足新时代新的文化场域,吸取借鉴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先进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并通过“第二个结合”构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二个结合”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的基本方法,它秉承以人为本的文明观念,又创造性地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文化实践的内在环节,契合了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基本规律,奠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认识飞跃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尊重历史,自觉承担延续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第一个结合”包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遵循,“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5]694。在“第一个结合”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然地将对文化问题的重要性认识纳入“中国具体实际”这一整体范畴之中加以考量,并自觉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呈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表达,展现出中国文化向度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内在规律和价值旨归,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产生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在文化层面的延伸和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并致力于系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的基础上,新时代文化建设必然地走上了新的理论高度。一方面,“两个结合”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内在一致性深刻认知的基础上,直接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自我革新,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图景提供了指导,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8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认识,将以不断增长的文化自觉性催生出强大的文化创新力,直接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开拓发展。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认知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是系统全面的现代文化体系。从内涵认知维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文化生命体是由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使命观、价值观、实践观、任务观共同构成的整体形态,其各个要素互为基底,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展现出中华文化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强大生命力。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文化使命作为文化建设的方向性、内容性因素,引领着文化建设的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使命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10。一个民族的复兴总是以文化兴盛作为支撑,一个时代的进步总是以文化的繁荣为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7]新时代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具有历史性成就的,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长足发展,开启了美好生活的建设;新时代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了新的飞跃。同时,新时代也要求我们继往开来,以更好的气魄、定力和智慧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国际国内重大挑战与风险,解决重大矛盾。新时代的新要求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要求我们顺应人民需要,肩负文化新使命,创造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24-25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许多衡量标准,如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但最终一定是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简单运用拿来主义的文明和文化成果,一定要创造既属于中华民族又属于世界人民的文明和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呼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性质与宗旨层面明确了国人在新时代所承担的文化使命、肩负的职能责任、应有的能力作用等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又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三个事关”突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价值观
宣传、思想、文化三者相互融通、互为一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规律和任务的基础上,将之提升到事关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层面,突出强调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85“三个事关”既是新时代新征程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力展现新作为的题中之义,又凸显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党、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侧重于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凸显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党的执政之基是否稳固,从根本上看取决于是否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百年来依然风华正茂,根本原因在于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世界其他政党的区别,站稳了人民立场,充分发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人心”的政治性特质,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共同奋斗。新起点上,面临意识形态领域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以及敌对势力实施的西化、分化战略等,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上升到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夯实党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思考,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侧重于从国家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践做出深刻总结。从历史上看,政权的瓦解、国家的灭亡往往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基于此，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和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工作是党的一项极重要的工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以弘扬社会主义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使思想文化工作更好地服务于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党中央逐步认识到文化建设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大力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性、普及性和实效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加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地位、作用和职责使命,从根本上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问题,指明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发展方向。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侧重于从民族发展层面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国家团结向前的根本保证,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础。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个民族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就能成就伟大事业。当前,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文化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8];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以文化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动国际传播能力提升,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真正做到用思想文化凝聚人心。
(三)“七个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路径
在深刻总结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精辟深刻地提出“七个着力”重大要求,回答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怎么做”这一重大课题,为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具体部署、绘就了任务蓝图。
“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总体要求,这是由党的性质与宗旨决定的。只有不断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顺利建成,才能保证文化建设方向“不偏移”。
“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重要抓手。“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9],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重要内容。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维系的精神纽带,承载着共同的精神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只有将之落到实处,才能发挥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
“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重要手段。传播力是以文化人的前提,主流媒体要将主流思想呈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做到广泛覆盖、有效传播。引导力体现对舆论方向的掌控,要及时以正确导向引领社会舆论,帮助公众把握正确的价值方向。影响力是关键,要让主流故事、主流思想真正入眼、入耳、入脑、入心,真正凝聚共同价值。公信力是目标,主流媒体要坚持公平公正、真实客观,以及权威可信,不断提高媒体的信任度与品牌价值。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重要方法。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是题中之义。文化产业体现坚定文化自信和坚实文化软实力,文化事业突出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不断推出特色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针对国际层面,强调国际话语权的增强与文明对话的良性互动,要提升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影响力,阐述好中国道理、讲述好中华精神,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四)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做好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不断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取得伟大成就,就是充分发挥了文化凝心铸魂聚力的作用,始终确保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行动和目标的高度统一。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11]（本节有删减）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6从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文本语境来看,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追求密切关联、内在统一,是用文化话语概括出中华文化现代发展的自主性理论创造。在价值认知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呈现,是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人类现代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形态,是人类现代文化的建设形态。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形态,其中蕴含的仁爱之道、爱民之心、天人合一等理念都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发展视域下审视中华传统文化还需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4]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鉴别与甄选,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与时代发展相吻合,进而呈现一种新的文化内涵与形式,自然是题中之义。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它既是对仁爱孝道、修齐治平、敬畏自然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延续,也是对现代社会价值冲突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案。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更是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成就激活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象。从历时态的视角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文化视界质的更新,在古今的碰撞、衔接与融合中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大提升。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形态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依托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短暂性、局限性规定了其过渡性质,它必将被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所取代。尽管“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3]402,“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5],“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3]402-403,它打破了以往封闭的、野蛮的、古老的社会,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但受资本逻辑全面支配的资本主义文化趋于同化,文化资本化、泛娱乐化、文明退化等一系列问题纷至沓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形态,提出以“自由人的联合体”来破解资本主义文化带来的“文明悖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遵循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文化发展规律,扬弃了“商品倾向化”和“娱乐至上”的资本逻辑,显现出鲜明的中国特性。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形态相比,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着高于资本主义文化的人民性特征,实现了对私有制文化形态的批判与超越,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它致力于提升文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程度,提出了文化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是重要因素,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扩大优质文化供给”[16]的总体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追求并确保“人民至上”的本真价值,在世界变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文化推动作用,是不同于其他文化发展模式的中国形态。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人类现代文化的建设形态
“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17]人类现代文化不是同质性、单一化的文化形态,也不是一元价值观念主导的文化发展模式,就其发展的本质而言,它应该是由根植于不同文明的世界各民族结合自身的人民需要、民族特色、国情实际和文明特性探索出的现代化文化发展道路,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的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体系。然而囿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等因素影响,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化霸权论、文化虚无论甚嚣尘上。基于这一事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致力于挖掘中华文化蕴含的独特的精神特质,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文化的“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12]48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场域中孕育而生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人类普遍交往实践基础上贡献于全人类发展的中国智慧,其理想的价值归宿是实现全人类的幸福与美好生活,最终推动人类现代文化构建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普遍共识。从这个意义上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性质的价值观念,为更好地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思想武器。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荣枢.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知维度[J].高等教育评论,2023(02):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