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解放战争；华侨；中国共产党；舆论宣传
［摘 要］论文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侨进行舆论宣传的缘由、方式、目标及其影响。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华侨因其资金优势及国际影响等，成为国共两党的重点争取对象。为争取华侨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以健全海外舆论宣传阵地为依托，以民主和爱国为价值导向，一方面引导华侨认知蒋介石政府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无耻卖国，另一方面引导华侨全面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政策及其实施，促使华侨作出了政治 立场的正确选择，并吸引他们为新中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华侨因其资金优势及国际影响等因素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华侨进行了有组织的舆论宣传工作，为引导华侨最终选择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学界对解放战争时期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一定研究，①但还缺少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好对华侨的舆论宣传工作的专题研究。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舆论宣传工作，既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赢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也能够为今天做好国际舆论宣传工作提供一定借鉴。
一、对华侨进行舆论宣传的缘由
自国民党成立起，华侨就与之有密切关系。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与华侨的交往历史要晚 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高度关注华侨并开展争取华侨的舆论宣传工作，既与国共内战的大环境有关，也蕴含着其特殊的经济、政治诉求。
（一）华侨对战后建国有极大帮助
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因支持国内革命有功，被誉为“革命之母”。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同样心系祖国，全力支援祖国抗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分布在全世界的华侨共计约12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殖民地，仅东南亚地区，华侨人数就达700万人。［1］因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华侨的援助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对中国的重建具有积极作用。以广东为例，华侨经济在广东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较大的戏院、旅店、餐室、洋服店、洗衣店多是依靠华侨资本经营。
抗战结束后，出于国家建设需要，中国共产党将华侨视为重要的依靠力量。“没有华侨经济，中国每年的国际收支平衡将受到更大的困难，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特别是华南的人民生活，将受到极大的影响。”［2］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华侨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员。“新中国成立指日可待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人才。”［3］争取华侨支持，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侨开展舆论宣传工作的现实需要。
（二）国民党对华侨实施舆论操控
为防止华侨在国共内战时期倒向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对华侨实施了导向鲜明的舆论操控。
一是大力宣扬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国民党叶青等人创办的《政治向导》积极向海外华侨宣扬国民党的“合法地位”，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评判当时的政局。如国民党驻菲律宾总支部执行委员会向海外华侨社会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强调“三民主义是我们全国国民可应有的统一救亡的中心思想”，号召国民“要信仰三民主义”，［4］以此实现对海外华侨的思想控制，为国民党的武力征战奠定民意基础。
二是对华侨实施舆论管制。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在中国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延伸到侨居地。“蒋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已下令，所有华侨出版的报纸期刊和教育团体都要向该委员会登记。蒋政府驻外代表已奉令给已登记的中国出版物‘经常指示与协助’，中国报纸杂志上如发觉有刊登‘妨害中国对外关系’的‘非法声明’时，将禁止入口，发行人不准返回祖国。”［5］1947年10月，海外华侨社 会中有较大影响力的《华侨导报》，在国民党的严厉控制下被迫停刊。同时，在国民政府的“经常指示与协助”下，华侨在海外看到最多的中文报纸是被国民党控制的党报。
第三，极力污蔑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为了替自己发动内战辩护，百般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全然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国民党控制的《华侨评论》把中国共产党定位为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前途和人民幸福的消极因素，宣称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使国家越来越不像样子”，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基础”，把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国家出路看作是“对国家实现统一的捣乱”，声称中国共产党除了与国民党合作外，别无其他出路。［6］
舆论虽无形，但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国民党对华侨的舆论操控，使华侨难以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子。让海外华侨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进而作出正确的政治选择，成为解放战争时 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华侨舆论宣传工作的政治考量。
（三）侨居国对华侨实施反共宣传
二战后，国际上充斥着一股反苏反共潮流，华侨的侨居国也深受其影响。“缅甸华文报纸共有三家：一是国民日报，该报的反共排华宣传比国内国民党党报更下流更无耻，把反动派的流氓嘴脸赤裸裸的反映出来；二是中国日报，这是一种伪装的党报，在‘无党无派’的烟幕之下发表阴阳论；三是新仰光秋，这是较有历史也较为公正的报纸，但其对于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亦缺乏系统的报导与正确的分析。”［7］在政治生活方面，侨居国政府往往靠“反共”来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及转移国内民众对其不满的注意力。1946年朝鲜南部金九政府为了削弱当地人民的反美运动热潮，推行反共排华运动，残害当地华侨。［8］1947年菲律宾自由党的选举宣传就充斥着反共排华内容，使菲律宾国内充斥着反共排华的气氛，严重威胁当地华侨的生存。［9］
国民党还不断制造谣言，挑动侨居国制造反共气氛。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在曼谷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在英文《曼谷邮报》上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谈话，造谣中国共产党一朝执政，暹罗的300万华侨可能在中共分子带领下与云南方面联系，发动突然袭击，侵夺暹罗的国家政权，导致暹罗政府加强了反共宣传。［10］侨居国的反共宣传，同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反共反民主运动相勾连，既不利于海外华侨的生存，亦不利于中国共产党海外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反共的舆论包围中，海外华侨虽然心系祖国，但对于祖国的现状却不够了解，容易被侨居国的反共宣传影响和误导，加剧与中国共产党的隔阂和对立。通过舆论反击侨居国和帝国主义的反共宣传，增进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同，重塑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华侨舆论宣传工作的外部考量。
二、对华侨进行舆论宣传的方式
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华侨工作起步较晚。解放战争时期，为“争取侨心，促使 更多的海外华侨转变政治立场，拥护共产党”［11］，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了较为全面、立体、完善的海外宣传组织架构，为做好对华侨舆论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创办侨宣报刊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加强对华侨的舆论管控，依托海外部继续兴办《华侨先锋》，还创办了《华侨评论》等专门的侨宣刊物。同时，还在海外兴办、创办和扶持了大量报纸。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加坡的《中南日报》《中兴日报》，马来亚的《光华日报》《建国日报》，印度尼西亚的《天声日报》，菲律宾的《大中华日报》《中正日报》，缅甸的《觉民日报》《中国日报》，柬埔寨的《公言日报》，越南的《华南日报》，泰国的《民声日报》《正言日报》《曼谷公报》，美国的《美洲日报》《美洲国民日报》《少年中国晨报》，古巴的《民声日报》，法国的《三民导报》，加拿大的《新民国日报》《醒华日报》，等等。［12］为增进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海外也组建了两级对侨舆论宣传方阵。
第一级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党报党刊，包括《正报》（1945—1949）、《群众》周刊（1947—1949）、《中国文摘》（1946—1950）、《新华周报》（1948年4月—1948年7月）。《正报》是抗日战争后中共在香港创办的第一张报纸，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向华南和东南亚地区发行，每日发行量最多时可达两万份，“对海外华侨影响较大”［13］。《群众》周刊本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唯一的中央机关理论刊物，1947年初受国民党新闻压制的影响被迫由内地转至香港，向全球发行，范围涵盖港澳、越南、暹罗（今泰国）、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文莱、缅甸、印度、英、美、法等地，受到华侨信任。［14］《中国文摘》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向海外发行的英文期刊，对于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中国的革命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能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了解，并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15］《新华周报》由新华社新加坡分社主办，主要内容有社论、中共中央文告、解放军战报、中国解放区新闻、中国国民党统治区新闻、中国国内通讯、解放区通讯等，虽然历时较短，但一度“成为了党联系侨胞的纽带”［16］。
第二级为受中国共产党间接领导或影响的进步报刊，包括香港《华商报》（1946—1949），新加坡《风下》周刊（1945—1948）、《新妇女》（1946—1948）、《南侨日报》（1946—1950），菲律宾《华侨导报》（1942—1947），印度尼西亚《华侨新闻》（1946—1958）、《生活报》（1945—1960），缅甸《新仰光报》（1945—1966），马来亚《民声报》（1945—1948），泰国《全民报》（1945—1952），越南《时代报》（1948年4月—1948年10月），柬埔寨《现实日报》（1946—1951），美国《美洲华侨日报》（1940—1989）等。为争取更多读者，中国共产党创办或参办了这些侨宣刊物，取得了较好效果。其中，《华商报》是中国共产党间接领导的具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在华侨中影响较大。胡愈之主持的《风下》周刊紧扣时代脉搏，始终站在反内战、反专制独裁斗争的前沿，被读者誉为 “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17］。《南侨日报》则关注侨民的利益，反映侨民的心声，旗帜鲜明地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被称为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18］1945年，中共党员唐明照重回《美洲华侨日报》 担任总编辑，为号召留美学人回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19］这些刊物既具有进步性，又比较客观中立，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读者群体日益增多。
另外，中国共产党还资助民主党派兴办进步刊物《人民报》《文汇报》等，扩大了读者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组建的两级刊物被查禁时，也起到了替代和补充的作用。
可以说，在华侨集中居住地，几乎都有中国共产党主办或参与的专门面向华侨发行的报刊，这些刊物在时事报道方面遥相呼应，有助于海外华侨认清国共两党主张及解放战争的形势。
（二）开通对侨广播
国民党在1939年就开办了国际广播电台，抗日战争爆发后重点对欧洲、北美、苏联、日本、南 洋、澳洲广播，使用语种有英、德、法、荷兰、西班牙、俄、日、马来、泰、缅甸及中文等，［20］对海外华侨，特别是对不识字和难以接触到进步报刊的华侨影响较大，成为国民党对华侨实施舆论操 控的便利工具。中国共产党延安广播电台在1941年开设了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日语广播，抗战胜利以 后，为了在海外发出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中国共产党增加了海外的新闻广播节目。
由于国民党在海外设置了各种障碍，华侨接收延安广播并不方便。1946年内战爆发后，海外华侨急于了解国内战争状况，马来亚华侨曾春水偶然间听到了张家口广播台的英语节目，便向《大公报》发电报转呈毛泽东，询问英语广播的具体播出时间。毛泽东通过延安华侨联合会复信曾春水， 专门将张家口电台的呼号和时间告知，还表示“如环境许可，希望多多收听”［21］。1947年，为了回应海外华侨因胡宗南进攻延安而产生的不安情绪，延安广播电台及时发布中国共产党领导陕北人民斗争的消息，“使侨胞感到欣慰，看到了希望”［22］。1948年5月，东北台开办《英语广播》节目，每天固定广播一个半小时，主要是向海外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并向海外华侨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立场和态度。东北台《英语广播》节目海外传播力度较大，瑞士、捷克和南太平洋等地区的海外华侨均可以收听到。1949年6月20 日，新华广播开办了面向华侨听众的方言节目，如广州话、潮汕话、厦门话广播节目。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广播电台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和军事失败进行了宣传报道，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进行了澄清和说明，使海外华侨明确了事实真相，在对两党的全面对比中作出了他们的政治选择。
（三）组建侨宣机构
国民党海外部自20世纪20年代成立，虽然一度中断，其内部组织体系和领导架构也不断调整，但抗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作为国民党处理华侨问题的官方机构存在。［23］为扩大和巩固在海
外的影响，抗战后国民党迅速开展了党务的整理与重建工作，在海外各地完善了直属支部建设，有条件的支部还创办了党报党刊，大量吸收华侨青年和侨商入党。国民政府主导的侨务委员会自抗战结束前设置了侨民教育师资训练班、侨民教育函授学校、南洋小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华侨通讯社，1946年还创办了华侨月刊社。解放战争时期这些组织同前述国民党的海外组织共同构成了国民党对华侨开展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保障。
与国民党建立海外部和党支部相对应，中国共产党组建了8个海外工作委员会分部，分别是美洲、香港、欧洲、东南亚、日本、缅甸、印度支那和暹罗分部，主要与国民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海外宣传，“宣传党的革命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面目，动员广大华侨支援解放战争”。［24］1946年初，新华社香港分社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海外宣传的桥头堡。1947年1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下设香港工作委员会，分管香港和东南亚各地的报纸刊物和华侨工作。1946年，中国共 产党重建了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简称国新社香港分社），以配合《华商报》的舆论宣传，国新社香港分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华侨宣传的民间通讯社，同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各地华侨报刊 建立了供稿关系，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舆论基地。［25］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了新民 主出版社，着力宣传中共的主张、路线、方针、政策。“发行的重点对象（主要批发户）是南洋（东南亚）和欧美的华侨报社以及爱国华侨经营的书店，例如：曼谷的《全民报》社、新加坡《南侨日报》的南侨出版社、马尼拉的现代图书公司、吉隆坡的联合书报社、越南堤岸的亚新书店、苏门答腊棉兰的光华书店、旧金山的《华侨日报》社、巴黎的巴黎书店等。”［26］除此之外，原中共地下党 员司徒坚创办的南国书店、《华商报》旗下的有利印务公司、中国共产党在海外主导成立的各种文化团体等，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华侨开展舆论宣传的辅助组织。
三、对华侨进行舆论宣传的目标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争侨舆论宣传工作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削弱国民党对华侨的虚假宣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无能，增进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与认同，引导他们“和解放区人民在一起，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27］
（一）揭露国民政府的损侨行径
华侨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战后不仅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益，反而遭到国民政府的种种欺压。由于国民党的舆论压制投诉无门，中国共产党代其发声，对国民党欺压华侨的行径进行了曝光。
其一，华侨在经济上一再遭受国民政府的巧取盘剥。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财政日益吃紧，为挽救其严重的财政危机，对华侨盘剥日盛，且花样百出，中国共产党对其进行了揭露。如曝光国民政府强迫侨胞用黄金购买没有价值的纸币，斥责宋子文、贝祖诒在香港管制和吞噬侨胞汇款的金融措施是“丧尽天良，痛心疾首”［28］的压榨行径，指出国民政府向华侨进行剥削最常用的招数就是降低外汇汇率，以掠取侨汇。“一九四六年初美元黑市涨至一千五六百元，央行挂牌仍为五百元；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美元黑市涨至三千六七百元，央行挂牌仍为二〇二〇元；使华侨受到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的损失。”［29］《群众》周刊指出：“很显明的，蒋介石正在以最野蛮的手段来集中蒋区及海外人民的财产以供其使用。”［30］
其二，华侨在政治上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正当保护。国民政府表面上一再向华侨表示会尽可能为华侨提供坚强后盾，实际上面对日本、印尼、泰国华侨被杀被判罪，菲律宾、越南华侨被排斥被驱逐，荷兰、美国华侨被扣押被歧视等惨况，要么大事化小，要么噤若寒蝉。1946年，菲律宾通过多项排华法案，甚至逮捕华侨，新华社一再发电指出国民党政府对此不仅无动于衷，还为其总统歌功颂德。“当地的国民党报纸如前锋日报则为菲总统罗哈斯歌功颂德，说这些逮捕行为‘系奉罗哈斯总统的特别命令’”。［31］中国共产党的侨宣刊物对国民党的无能或无心表现也予以了揭露和抨击。《风下》周刊指出：“蒋政府从来没有给我们一点好处。暹罗惨杀我们同胞，他不理，他忙着打内战；荷兰官吏无理扣留我们的船只，他不理，他忙着打内战；因为外国人全都知道我们海外华侨没有政府做我们的后盾，所以要扣就扣，要杀就杀。蒋政府此外还代表谁呢？他没有代表我们中华民国，他是代表美帝国主义。”［32］
其三，华侨在国际上遭受国民政府的反动压制。抗战结束后，华侨本以为祖国摆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自己在海外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提升，结果事与愿违。内战爆发以后，蒋介石 不仅向海外各地派遣了大量的特务，压迫逮捕华侨民主人士及爱国青年，还试图同当地政府相勾结，用官僚资本排斥华侨民族资本，导致华侨在侨居国的利益损失巨大，同时还勾结美帝国主义，让日货倾销国内及南洋各地，使华侨工商业受到极大的威胁和损害。《群众》周刊痛心地指出：“本来华侨经济就是先天不足的，在侵略资本与官僚资本夹攻下，处境自然更加困难。”［33］
华侨在民族、民权、民生方面的权益都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维护，反遭压制，中国共产党呼吁海外华侨奋起反抗：“海外华侨不但要遭受蒋朝特务的毒害，即在国内的家属亦要遭受蒋朝无法无天的掠夺，这些一切证明：蒋朝不灭，不仅国内蒋区人民工商业界遭受其摧残蹂躏，即居住在海外之侨胞亦是难以幸免的。”［34］
（二）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利侨政策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不断用实际行动维护华侨权益，对其利侨政策也进行了大力宣传。
一是阐明解放区工商业政策。如前所述，国民政府不但不保护华侨经济，还对解放区的工商业政策极尽污蔑之能事，诋毁共产党一旦执政就会没收华侨资产。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用实际行动支持华侨经营侨汇、旅馆、印刷、书店等企业，还发起募集文化基金支持华侨。［35］另一方面对外澄清解放区的工商业政策。1948年7月，解放区第六次劳动大会致电海外华侨，热烈欢迎海外华侨参加解放区和未来新中国的工业建设。1948年秋，华南人民武装向华侨公布了《当前行动纲领》和《保护工商界利益的实际办法》，明确规定：“愿意在游击区创办工商业者，给予必要协助，减轻其进出口税，免除一年以上的营业税，所得税及特别税。”“对于华侨，当地政府军队尽力保护各地民营批馆及汇兑庄，如侨胞家属接济不到，可向当地政府要求救济或借粮借款；华侨出国及回国，如进入游击区，当地政府军队应负责保护，以避免蒋军及土匪之抢劫。”［36］海外侨宣刊物对这两个文件进行了反复说明，“毫无疑问，华侨对于这个行动纲领是不会有丝毫怀疑的。”［37］
二是阐明解放区土地改革政策。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与华侨切身利益有关的土改政策，对有的地方土改工作中随意没收华侨土地房屋的行为予以纠正，要求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关于保护华侨利益的政策方针，主动向华侨道歉并赔偿华侨损失。1948年2月，香港中共中央分局发出《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华侨土地与财产的处理原则，即按华侨占有土地的多少进行处理，原则上没收封建剥削性质的土地与财产，保证家属基本的生存需要，各地按实际情况灵活执行。同年4月，香港分局又发出《二月指示》的补充指示，进一步提出对华侨商人来往及回家建房应切实保护，不能动他们的财产；华侨在家乡如果封建剥削已超过其总收入25%以上，或已连续剥削3年以上者，才允许没收其多余的土地，至于房屋财产暂时不动。［38］这些指示 和方针，及时纠正对华侨土改“左”的偏向，中国共产党借助华侨报刊加以宣传，为争取华侨的理解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是阐明解放区知识分子政策。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曾派专人赴美国向在美华侨宣传其知识分子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着手争取留美科技人才，并尝试组建“美中科协”。1948年底芝加哥联席会议的召开和1949年初《美中科协章程草案》的拟定，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团结争取留美科技知识分子提供了可能。［39］1949年，周恩来指示要动员留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鼓舞了留学人员士气，推动了回国潮的兴起。［40］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知识分子的政策宣传，极大地影响了留学人员和海外华侨，吸引了一大批海外著名知识分子回国。
（三）宣传国内民主运动真相
内战爆发后，广大人民为了生存和国家前途，发起了各种形式的民主运动，不仅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武力镇压，还遭到其舆论封锁和诋毁，中国共产党及时向华侨宣传国内民主运动的真相。
一是宣传反美运动真相。1946年底，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国民党不仅不为学生伸张正义，还对外一致宣称是中共鼓噪所致。1948年，国内又爆发大规模的抗美运动，本为爱国民 主运动，国民党却大肆宣扬是中共别有用心为之。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报刊对此类说辞予以回击，对反美运动的实质进行了说明。《风下》刊出学生运动口号，借以告诉侨胞反美运动表达的是中国人民对美霸凌中国的集体愤怒：“我们没有悲哀，只有愤怒！不止愤怒，而且要抗议！以行动支持抗议！我们要求，彻底惩罚凶手！我们要求一个永远的保证：美军退出中国！”［41］《群众》周刊对反美运动的发展走向进行了跟踪报道，指出这一运动的发展壮大是“人民意识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进行了艰苦的团结工作的结果”。［42］《华商报》明确指出美帝扶日的目的是以日本为堡垒，以中国为基地，企图奴役东亚人民，巩固美国独占资本的扩张利益，国内民众反美是为了保护民族利益，与国共、美苏斗争无关，并一再呼吁海内外中国民众团结起来抵制日货。“为着保护侨胞工商业的利益，除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结束这个卖国殃民的反动政权外，我们希望海内外人士一致起来恢复过去抵制日货的行动！”［43］
二是宣传反蒋运动真相。解放战争时期国内民众除饱受美帝侵华之苦外，还饱受蒋介石政府专制独裁和穷兵黩武之苦，为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要生存、要自由、要人权的民主运动。《南侨日报》对此予以积极支持，指出“尽管国民党独裁好战分子将一切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运动咬定为‘反动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的煽动’，将人民大众的请愿呼吁行为判定为‘干纪乱法’，但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终于成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公意，绝不是少数反动者流所能够污蔑阻拒的了”。［44］《正报》也表示：“在蒋的‘戡乱’暴令下，昔日帝王的苛政，也在今天复活。今天在蒋管区，如果被认 为有反内战嫌疑的份子，不但自己会被立刻关进监狱里，就是连家人和朋友，也有被牵连的堪虞，这就是蒋王朝所实行的‘民主自由’。”［45］《华商报》呼吁海内外中国民众不要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不要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要生存、要自由、要人权、要安全保障，就只有起而自卫。“为了保卫 我们的生存利益，只有打垮祸国殃民的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和平强盛的新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免受欺凌鱼肉，立足生存于海外。”［46］
（四）重视华侨和平建国呼声
内战爆发前，华侨本来希望依靠国民党来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不愿意国共两党发生内战。抗战胜利以后，南洋、美洲华侨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呼吁双方团结合作，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防止内战发生。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更是亲电国内，力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问题，呼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7］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主张和平建国的态度得到华侨的认同，在华侨中引起共鸣，这本身就是对和平建国主张最有力的宣传。纽约华侨领袖李国钦以同乡身份致电毛泽东，既盛赞中国共产党为战后和平所作的努力，又期望毛泽东尽最大诚意，使饱受艰辛的华侨享受到和平的果实。［48］可惜，1946年1月10 日召开的政协会议竟然没有给华侨任何名额，令华侨大失所望。
1946年1月，《华商报》在香港复刊，侧重向海外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政治主张，让海外华侨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真和平的心声，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49］7月，《华侨导报》上开辟“‘七七’九周年菲律宾独立纪念特刊”，以反内战纪念“七七”而宣传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巨大贡献，呼吁海外华侨同祖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内战、求和平。9月，《正报》应华侨要求，一连刊登了三篇侨胞反对内战通电。①1947年6月，刘宁一在巴黎向华侨发表演讲，希望海外华侨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真正行动起来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争取国内的和平建设，在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巨大反响。［50］
1947年10月10 日，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把海外爱国华侨视为反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革命力量，在海外进行了广泛宣传。1947年10月28 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开宣布在华侨中有巨大影响力的民盟为非法团体，随后迫使其解散，严重影响了华侨对国民党的认同，拉大了华侨与国民党之间的距离，中国共产党对民盟被迫解散的宣传引起了华侨的政治共鸣。［51］1948年4月20 日《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蔡廷锴反对伪国大的声明，［52］在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1948年4月30 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表示愿同华侨等社会各界民主人士召开政协会议，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海外华侨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响应。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再次响应民众的呼声，与国民党进行停战谈判，并向华侨宣传其和平建国主张，赢得海外华侨的高度赞扬。《美洲华侨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共代表的是人民利益，当然会努力为人民争真正的和平。”［53］
（五）抨击蒋介石政府丧权辱国行径
“海外侨胞的爱国热忱，向来是很高的，因为祖国的强弱，对于他们感觉最切。”［54］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因抗战有功被誉为“爱国英雄”，背地里却一心要消灭共产党，竟然一再对美妥协，出卖国家利益，还宽纵战犯东条英机等，这些损害民族利益和尊严的行为，是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断难接受的，中国共产党也及时向华侨进行了舆论宣传。
其一，抨击蒋介石政府对中国主权的出卖。1946年11月，蒋介石政府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共计30条68款，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大力批判， 指出它比“二十一条”有过之无不及，直言这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坚持独裁，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证。［55］此后，对美蒋签订的《中美航空协定》《美军驻华美蒋秘密协定》《中美海军协定》等条约，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刊物上都及时予以揭露和批判，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如此卖国，是要一步步地把中国变为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使全国人民与各地侨胞更加陷入奴隶生活的深渊里”。［56］1947年9月《群众》周刊转载了旅法华侨和平促进会《反对卖国借款宣言》，号召全体华侨“凡炎黄华胄，均合力奋起，反对卖国特殊协定，一致团结以取民族之独立与生存，国家土地与主权之完整”。［57］
其二，抨击蒋介石政府对美军暴行的纵容。抗日战结束后，日军退出中国，在华美军却因国共内战日益增多，且不时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沈崇案”曝光后，蒋介石政府却是一味大事化小，甚至颠倒是 非，禁止此类消息传播，即使学生爆发抗暴运动，美军在华暴行最终也没有受到制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沈崇案”等大胆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面目，通过海外报刊把美国侵犯中国人人权的实情告知海外华侨，向海外华侨宣传蒋介石政府对美军暴行的姑息纵容，并刊发陈嘉庚先生领导侨胞对学生抗暴运动的支持。［58］“沈崇案”后，此类事件仍是层出不穷，《华商报》刊文指出：“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中国不会得到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人民生命得不到保障。”［59］
其三，抨击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姑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可是战后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处置却令国人愤慨不已。《群众》周刊一一进行了揭露，指出中国本为战胜国，蒋介石政府不仅不法办战犯东条英机，反而将其当作座上宾，为自己打内战服务。同时由于美蒋的勾结，战后日本侵略者在美蒋的鼓励之下得寸进尺，公然要控制华侨在日本的资金，在台湾获得特权等等。后来美国又纵容日货在中国倾销，使中国民族资本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大量工人失业，广大人民饱受饥饿和面临破产。《群众》周刊愤慨指出：“全国同胞和海外华侨们！蒋介石政府把战犯当朋友，不是对我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吗？”［60］“蒋介石政府为了维护法西斯独裁统治，对美帝国主义是那么恭顺，对日本战犯是这样重用，可是，对人民是残酷到顶，毒到顶了。”［61］
四、对华侨进行舆论宣传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华侨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巨变，这其中有多重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华侨开展的舆论宣传工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华侨对国民党由支持到反对
抗战胜利之初，华侨“都对祖国怀着一股燃烧到沸点的希望；再由于他们与祖国的隔膜，正统观念的浓厚，那时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仰，也达到了最高点。”［62］直至内战爆发后，多数华侨还 是奉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但一年后，人民在艰难痛苦的历程中，逐渐看清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残暴狰狞的真面目，对蒋介石政府的拥护有所松动。这种转变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舆论宣传密切相关。1947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创刊时确立的编辑方针为“揭发国民党为了打内战，不惜向美帝出卖民族利益，使中国的殖民地化危机越来越严重；揭发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掠夺，苛捐杂税，恶性通货膨胀等等”［63］。
在《群众》周刊领衔下，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华侨一方面重点宣传蒋介石政府为打内战不惜同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甚至纵容美军在华践踏人权，镇压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另一方面重点宣传蒋介石政 府对各地华侨权益的漠视和践踏。1947年10月，旅欧华侨和平民主促成会发表宣言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一党独裁和四大家族特殊利益，不仅进行内战，还出卖国家利益，镇压民主运动，拖垮中国经济，搞得民不聊生，人民在这个反动政权统治下不但“爱国有罪”，而且要求吃饭也被认为“非法”，因而“旅欧的侨胞们也都明白，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结合，是中国人民唯一的敌人”，呼吁全体中国人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64］可见，华侨中的进步人士已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趋于一致。在国民党实行舆论管制的情况下，华侨对国内政局能够洞若观火，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宣传密不可分。
内战爆发两年后，华侨在中共的宣传下已习惯称蒋介石政府为“坏政府”和“臭政府”。如《华侨导报》明确指出：“中国人在海外到处受到歧视虐待，这些痛苦的来源，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独裁无能的坏政府。”［65］华侨中的普通人士对蒋介石政府的拥护也从根本上松动，一名华侨运动员也表示：“华侨代表在国内要人的心目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实在不能抑止我们的失望了。”［66］1948年国民党主持召开的“行宪国大”招致海外华侨的猛烈垢病与抨击，5月18 日，槟榔屿、威莱斯10万 华侨集会，会议后发出否认蒋介石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通电。到 1949年初，海外“所有中国人都把原来挂了很久的蒋介石像片收起来了”。［67］
（二）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由好感到拥护
随着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把海外华侨视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舆论宣传声援海外华侨的爱国言行。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日益增强，并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领导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走向幸福自由解放大道的重要力量。［68］内战爆发一年后，在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现华侨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政策和实施情况还存在疑虑和误解。为此提出：“消除那些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政策还存在着的疑虑和误解，对广泛的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69］此后，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华侨加大了共产党和解放区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舆论宣传，陆续向海外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五一”口号等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获得华侨民主人士的政治认同，使华侨认清国共之争“实际上乃是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之争，就是说，共产党是表里如一的真正彻底的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则是在口头上唱着三民主义的调子，实际行动上却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70］
随后中国共产党又陆续向海外颁布《华南人民武装当前行动纲领》和《保护工商界利益的实际办法》，不断宣传解放区政策的利民之处，以及华侨到解放区的观感等，普通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发生变化：“家乡反三征等胜利的斗争已经用事实直接向侨众们证明了毛泽东领导下的祖国人民队伍，的确是为人民胜利而英勇斗争的英雄。”［71］1949年4月，长江英舰的事件传到海外更是空前振奋了整个华侨社会，大家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帝国主义面前扬眉吐气！”“只有中共才有这种骨气和魄力！”华侨们意识到“在毛泽东面前是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的”，［72］对中国共产党信任有加。司徒美堂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指出：“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政府是为争取最大人民利益的，我们坚决表示拥护；同时相信，我们能把三大敌人打倒，我们就有办法把祖国建好。”［73］
（三）华侨对新中国建设予以极大支持
“海外华侨盼望祖国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十分迫切。”［74］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侨舆论宣传的重要内容，就是宣扬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调动了华侨建设美好中国的积极性。新中 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及时指出：“闽粤两省为华侨最多的地区，现在两个省份即将全部解放，这是海外欢欣鼓舞的一件大事，因此，报导解放后的华侨家乡情况，号召侨胞投资建设，成为新闻工作经常注意的问题。”［75］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引导下，海外华侨对新中国的建设给予了极大支持。
其一，海外华侨积极回国参加新政权建设。海外华侨代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参加 1949年 9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共同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新中国成立以后，华侨领袖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为新中国的政治建设献言献策，在各条战线作出了独特贡献。胡愈之晚年回忆道：南洋华侨“有的回国以后当了国家干部，至今活跃在文化、新闻、教育战线上。”［76］
其二，海外华侨热衷回国发展工商业，不断加强对新中国的经济投资。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 各地共吸收1亿美元侨资。至1963年，由华侨投资主办或由华侨投资协助扩建的工厂企业达100余家。这些工厂和企业在扩大新中国对外贸易、保障物资供应、丰富社会生活以及解决就业问题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77］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缅甸华侨的爱国进步力量比其他南洋国家发展更为迅速，对新中国投资力度尤为突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工商业宣传，赢得了缅甸华侨工商界上层人士的支持。在缅甸华侨共产党、缅甸民盟等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华商商会、兴商总会等缅甸华 侨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都认可中国共产党，愿意支持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华商商会总干事徐四民、兴商总会会长陈占梅从反内战运动时就站在同情和支持群众爱国运动的立场上，更是表示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78］
其三，海外华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回国促进了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 不少华侨知识分子突破阻力、克服困难，毅然回国贡献智慧，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1949年9月至1952年年底，海外回国留学生有2400多人，为新中国地质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各学科领域的发展贡献了卓越智慧，尤其是促进了新中国国防科技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既支持了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又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79］
此外，华侨体育运动员亦回国参加建设，帮助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起来。回国的华侨体育运动员积极参加国际体育比赛，为新中国赢得了国际荣誉，更是成为开展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基石，促进了新中国的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等体育项目的发展，［80］为建设体育强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舆论宣传工作，对促使华侨转变政治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华侨的支持和拥护，根本原因是共产党真正代表人民，代表正义事业，当然，也与其争取侨心的舆论宣传政策密不可分。华侨之所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在于两者价值观的契合。“华侨明白地了解，当祖国还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缚，还没有一个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民主政府的时候，在海外的侨胞之生命财产便得不到保护，在祖国之产业投资亦得不到保障。”［81］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侨心的舆论宣传工作的宝贵经验，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借鉴。
［注释］
［1］蔡馥生：《华侨经济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群众》1948年第36期。
［2］蔡馥生：《华侨经济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群众》1948年第36期。
［3］侯祥麟、罗沛霖、师昌绪等口述：《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4］《和衷共济（题词）》，《华侨互济社菲律宾支社岷里拉分社元旦特刊》1948年1月。
［5］《压迫的钳子伸到海外》，《群众》香港版1947年第2期。
［6］《共产党为什么来捣乱》，《华侨评论》1947年第2卷第13期。
［7］《被遗弃的祖国儿女（仰光通讯）》，《群众》香港版 1947年第16期。
［8］《国际简讯》，《人民日报》1946年11月7 日。
［9］《菲岛近事（马尼拉通讯）》，《群众》香港版 1947年第46期。
［10］《灰暗的雾幕（曼谷通讯）》，《群众》1948年第49期。
［11］刘华：《论解放战争时期海外华侨政治立场的大转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2］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新闻出版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第32~532页。
［13］钟紫：《战后香港第一家党报——〈正报〉》，《新闻研究资料》1982第2期。
［14］郑新如、陈思明：《〈群众〉周刊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第 158页。
［15］李跃群：《中共早期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文摘〉》，《新闻前哨》2012年第12期。
［16］陈介成：《大埔客家人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
［17］文辉抗、叶健君：《开国部长》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612~613页。
［18］文辉抗、叶健君：《开国部长》下，第612~613页。
［19］李喜所、周棉：《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3~340页。
［20］倪延年：《中国近代新闻国际交流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06~207页。
［21］隋岩、哈艳秋：《新闻传播学前沿》，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2年，第122~123页。
［22］吕帅：《中国新闻播音八十年研究 1940—2020》，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44页。
［23］陈国威：《1924—1945年国民党海外部与侨务工作考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4］刘华：《论解放战争时期海外华侨政治立场的大转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5］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党史资料》第29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0~222页。
［26］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新闻出版卷》，第427页。
［27］蔡馥生：《华侨经济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群众》1948年第36期。
［28］《侨胞的恶运》，《群众》香港版 1947年第2期。
［29］蔡馥生：《华侨经济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群众》1948年第36期。
［30］蔡馥生：《华侨经济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群众》1948年第36期。
［31］《菲宪兵与国民党狼狈为奸侨商公报人员被捕》，《人民日报》1946年9月23 日。
［32］《蒋政府代表了谁？》，《风下》1946年第43期。
［33］《今日的暹罗华侨（上）（曼谷通讯）》，《群众》香港版 1947年第11期。
［34］蔡馥生：《华侨经济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群众》1948年第36期。
［35］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1卷》（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540~541页。
［36］《为实现华南行动纲领而奋斗》，《群众》1948年第42期。
［37］《华南人民公意的具体表现》，《群众》1948年第42期。
［38］蓝振露：《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华侨经济政策》，《党史纵横》1991年第3期。
［39］裴广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在海外团结学人的尝试——以“留美科协”为中心的组织史考察》，《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40］李喜所、周棉：《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333~340页。
［41］《抗议美军暴行的上海元旦大游行》，《风下》1947年第58期。
［42］《看看蒋介石的后方》，《群众》香港版 1947年第11期。
［43］谭平山：《从旧国耻看新国耻——反对美蒋助日复兴阴谋》，《华商报》1948年5月9日。
［44］《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南侨日报》1947年5月21 日。
［45］《蒋政府处处害人民》，《正报》1947年第2卷第18期。
［46］《菲岛华侨小商人危机》，《华商报》1948年1月12 日。
［47］《旅美洪门致公党反对内战》，《新华日报》1945年8月27 日。
［48］曾瑞炎：《华侨在战后反对美国助蒋打内战的爱国斗争》，《八桂侨史》1999年第2期。
［49］倪延年：《中国近代新闻国际交流史》，第233页。
［50］刘华：《论解放战争时期海外华侨政治立场的大转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51］周新民、李相符、罗子为：《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一周年的回忆》，《光明报》1948年新2卷第6期。
［52］《蒋介石当总统李济深蔡廷锴声明否认号召中山信徒坚决反对》，《华商报》1948年4月20日。
［53］《从中共声明看真正的和平》，《美洲华侨日报》1949年1月27日。
［54］《压迫的钳子伸到海外》，《群众》香港版1947年第2期。
［55］《蒋介石盗卖中国的新廿一条》，《群众》1948年第2卷第10期。
［56］《劳大致电海外华侨》，《群众》1948年第36期。
［57］《旅法华侨反对卖国借款宣言》，《群众》香港版1947年第35期。
［58］《侨胞的支援》，《群众》香港版 1947年第20期。
［59］《沈崇案一周年》，《华商报》1947年12月20日。
［60］《蒋政府的滔天大罪》，《群众》香港版1947年第21期。
［61］《蒋政府的滔天大罪》，《群众》香港版1947年第21期。
［62］《今日的暹罗华侨（上）（曼谷通讯）》，《群众》香港版 1947年第11期。
［63］杨元华、鲍炳中、沈济时：《香港：从被割占到回归》，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64］《发起旅欧华侨和平民主促成会宣言》，《群众》香港版1947年第39期。
［65］《大家动手解决坏政府》，《华侨导报》1948年10月16日。
［66］《要人眼中的华侨》，《群众》1948年第2卷第18期。
［67］《菲岛华侨对祖国人民胜利的反响》，《群众》1949年第28期。
［68］《马来亚侨胞拥护政协决议》，《解放日报》1946年3月7日。
［69］《争取胜利的迅速到来》，《群众》香港版1947年第21期。
［70］《人民解放军与土地改革》，《群众》香港版1947年第42期。
［71］《菲岛华侨对祖国人民胜利的反响》，《群众》1949年第28期。
［72］《菲岛华侨对祖国人民胜利的反响》，《群众》1949年第28期。
［73］《美洲华侨代表司徒美堂讲话》，《群众》1949年第26期。
［74］《陈嘉庚讲词》，《群众》1949年第26期。
［75］《人民记者与当前新闻工作的任务》，《群众》1949年第36期。
［76］胡愈之、沈兹九：《流亡在赤道线上》，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18页。
［77］代帆、林如鹏、宋献中：《华侨华人与中国发展》，广州：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55~157页。
［78］张应龙、袁丁、张国雄：《广东华侨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6~100页。
［79］任贵祥、朱昌裕：《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5~27页。
［80］丹拥军：《永远的祖国》，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第127~135页。
［81］蔡馥生：《华侨经济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群众》1948年第36期。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覃采萍、许昌管：《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侨舆论宣传工作的历史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第39-50页。
